作者：温和的强硬派
题图：温和的强硬派微信公众号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李白《行路难》
你可曾知道？
在新中国历史上，有一家信托公司的“暴雷”曾经引发了中日两国的双边关系？以至于让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渊惠三亲自找朱镕基总理商讨此事。
你可曾知道？
这是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顶着内外部压力、采用市场化手段“化债”的一次漂亮行动，这个事件直接让中国的金融企业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大幅度跃进。
你又可曾知道？
当年的广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广国信”）可是顶着“窗口公司”的红帽子在境内外频频举债，其身份之显贵，甚至可以和当时的四大行平起平坐，连它都要走破产清算的流程？中国政府市场化处理金融债务问题的决心可见一斑！
今天，让我们试着拨开历史的尘雾，去还原一下那段2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广国信破产事件。
一，广州国际信托：衔玉而生
1980年12月广东国际信托成立，是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全资直属企业。在当时国内的信托行业中，其规模仅次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
1983年广国信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为非银行性金融企业，并同时拥有外汇业务经营权，自1983年起陆续与美日等国数十家银行签订了贷款协议。
1986年以后多年，广国信每年都向香港及欧洲等地发行债券，募集了大量资金。
当时的国内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信托公司是中国的化肥厂，氮肥是美元，磷肥是港币，钾肥是日元，农家肥就是人民币。”
广国信就是其中最风光的哪家化肥厂。
1989年广国信更进一步，被国家确认为为全国对外借款窗口，并被称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的“窗口公司”，要知道在彼时的四大行中的工、农、建行尚未有此资格。
广国信的定位之高，可见一斑。
时间来到90年代，广国信的海外融资业务进一步扩张。即便在1989-1991年期间，中国经济经历了双轨制的冲击后进入宏观紧缩的困局，广国信还是从多家日本银行成功获取7000万美元贷款资金。
1992年7月在日本武士债市场上，广国信继续发行债券金额实现融资达150亿日元。1993年广国信先后获得了穆迪和标准普尔两家评级机构给出的等同于中国主权债的评级！同年，广国信于1993年先后在欧洲美元市场上发行1.5亿美元债券。
源源不断地资金，驱动了广国信各项业务的飞速扩张，也为改革开放中的广东省政府在项目资金层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十余年的时间里，广国信从信托业务发展成为以金融和实业投资为主的企业集团，投资范围遍及金融、贸易、通信、能源、房地产等几十个领域，投资项目共计3000余个，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至数百亿元，可以算得上当时广东最大的商业王国，被称为“永不沉没的航母”。
但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化身为“红顶商人”垄断中国对外融资业务的广国信等多家“窗口公司”，也终于要迎来自己使命的终结。
1995年，国家调整了商业贷款战略部署，降低了商业银行对外融资的准入门槛，“窗口公司”的地位出现明显下滑。
随后，中央专门针对地方政府独自举债一事下达文件指示：全口径管控外债，窗口公司自负盈亏没有任何担保。1995年国务院颁布25号文件明确规定，实施“定期评审制"防范发债窗口公司经营风险的发生。
反应再迟钝的看客，在那时也能感受到风向的变化，广国信在内的十家“窗口公司"特殊地位将不复存在。
二，轰然倒下的巨人
“所有命运的馈赠，早已暗中标好了价码”，衔玉而生的广国信顺风顺水，却忽视了最基本的企业制度建设。
长期以来监督管理机制缺失，盲目拆借、违规投资，账外经营等现象比比皆是。
外表看似强大的巨人，但身体内部却早已千疮百孔。
广国信于1995年后迎来债务偿还的高峰期，不考虑现金流匹配的盲目投资，恶果开始体现。
为了应对火烧眉毛的问题，广国信部分高管甚至不惜高吸揽储，以借新还旧，1995年到1997年两年的时间里，广国信合计非法吸收资金7.62亿元人民币、1498.7万美元和2.25亿元港币。
这一饮鸩止喝的行为随着广国信深圳分公司高管涉嫌犯经济罪在1996年被拘留，导致相关问题被一并暴露，广国信遭遇严重的信用危机。
“屋漏偏逢连夜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本就危机缠身的广国信造成了更大的外部冲击，1998年广国信12亿美金债务到期无法偿还，其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巨额债务问题公之于众。
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小组6月开展了对于广国信财务情况的调查，一系列问题水落石出。
经国务院批准，为保护债权人应得合法权益、有效预防金融风险，1998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做出了关停广国信的重要决议。
2003年2月28日，广东高院裁定，终结广国信破产案破产程序，清算组向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广东国投公司的注销登记，保留清算组完成追收破产财产、追加分配等善后事宜。
在广国信破产过程中，企业内部的各种问题也被一一曝光。
1，在金融主业上高息揽存，贷款审批制度形同虚设；账外经营、乱拆借、乱投资等违规经营活动普遍存在；
2，80%以上的借款人营业职业、财务报表和还款记录不全，总公司某负责人一张白条就划走50万美元，事后才补办转贷手续；
3，部分境外公司的问题则更让人啼笑皆非，参股20%投入2680万美元的纽约广东财务公司3年未提供任何财务报表，2年不开董事会，派驻多年的副总经理尸位素餐、对公司财务竟毫不知悉；美洲公司没有一套完整的会计账簿，只有一个银行现金收支账，原公司副总经理1992年到美旅居，期间生了三个孩子，衣食住行的各种费用都由公司开支，甚至连买尿布的钱都在公司报销。
三，顶住压力，市场化处置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关停广国信的同时，组织清算组对其进行关闭清算。清算查明，广国信的总资产为人民币214.71亿元，负债人民币361.65亿元，总资产负债率达168.23%，资不抵债人民币146.94亿元。
简单说，就是把广国信所有的资产都变卖了，也无法偿还债权人的本金。
1999年1月，广国信及其部分子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确认，广国信破产案的债权人共计200家，债权金额总计人民币202.2317亿元。
引人关注的是，这里面包含了130多家境外金融机构，金额超过159亿元。
当广国信破产时，境内委托人固然损失惨重，对于境外的委托人更是难以接受，当初因为广国信“窗口公司”的招牌而来，现在国家说不管就不管？
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当年资本实力还不强大的我们该如何处理此事，就成为了全球金融市场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这便有了开头的那一幕，1999年7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问中国，与总理朱镕基会谈时，曾特别提及广国信破产一事，并指出这是中日之间严重的双边问题，影响深刻，要求中国妥善处理。
对于中国的信托公司来说，它的破产成为两国邦交的重要性事件，这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了。
对于广国投事件的处理，我们政府的态度更值得称赞，1999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针对日本记者有关广国信事件的提问曾有如下回答：“广信申请破产这件事情，是中国金融改革过程中的一个个别事件。它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中国政府不会为一个金融企业还债，如果这个债务不是由各级政府所担保的话。这就是说，外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对这些金融企业进行贷款时，必须进行风险分析，审慎从事。大多数舆论都认为中国这种做法坚持了金融改革的原则，符合国际惯例。”
为了强调本次破产清算严格“依法、按规、参照国际惯例”的原则，清算组和破产审判法院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孖士打律师行、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3家国际、国内知名的中介机构，协助处理广国信破产案的清算工作和境内外法律事务，开创了我国破产案件聘请国外中介机构负责清算的先河。
2003年2月28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吕伯涛宣布：前后历时4年的广国信破产案终结破产程序。经广东高院等审理，广国信及其3个全资子公司的破产清偿率分别为：12.52%、11.5%、28%和19.48%。至此，全国首宗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尘埃落定。
没有人预料到的是，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广国信持有的大量土地获得了极大的增值。
2019年3月22日，广东高院裁定准许第六次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广国信破产案全部债权100%清偿，剩余破产财产参照强制清算的规定分配给广国信的股东。2021年2月2日广东高院裁定全面终结该案破产程序。
广国信的破产固然是中国信托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而在事件背后所传递的信号，更加直接，即中国政府不会对市场化经营的金融机构或国有企业债务承担兜底的义务，一切遵照市场化的规则办理。
因此，广国信破产案也被认为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彻底实现“政企分离”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
而就在广国信申请破产的同年，1999年2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始第五次清理整顿信托行业的序幕...
（配图为2017年万科551亿收购广国信资产包时的现场照片，2003年前与之相关的照片很难找了）
四，写在最后，来自20年前的三个启示
1，如果说广国信是政企不分家问题的极致体现，但问题是政企分离的问题就彻底解决干净了么？
改革开放前期，信托公司充当了提高金融效率的润滑剂，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充裕的资金。
早年的信托公司以“窗口公司”为政府融资而兴，但也必然因为“窗口公司”名号的取消而衰亡。
作为一个市场化运作的现代化金融企业，可以发展政府融资业务，但绝不能依赖政府，更不能把企业按照政府的架构来建制。
在第五次信托整顿前，中国的信托公司，其股东要么是政府、要么是国有金融机构，其出身就多带了一些“贵气”，但也多了“养尊处优”，彼时的信托投资公司自然也变成了少数权贵的变现场所。
如果没有合适的企业治理来制衡股东对于经营的干预，信托公司改善治理、提升经营效率进而全面拥抱市场就是一纸空谈。
回首中国企业市场化的进程，“政企分离”是一个绕不开的词汇，如何摆脱计划经济下“等靠要”的旧思维、如何摆脱股东对于企业市场化的不恰当干预，这都是中国企业在改革开放前20年所不断尝试的。
从这个角度讲，国内信托公司的发展历史，亦是国内企业治理的一段探索历史。
但政企不分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在2008年“四万亿”后，又有一类打着“政府信用”的融资类机构在中华大地上勃勃兴起，即便中央政府和监管三令五申反复强调风险，却也阻挡不住这五十万亿负债的最终形成。
最近总有朋友问我，城投公司和城投债务最终会去向何处，城投债是否会在全部债务中“独善其身”？
我以为20多年前的广国信事件说明了一切。
在当时，政府尚且有勇气壮士断腕，这次为什么不会呢？
2，中国经济绕不过去的“金控问题”
2020年11月1日《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试行办法》正式施行。
长期以来，金融控股公司缺乏系统性监管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纠正。
有人说，这是监管对于“明天系”风险暴露后的积极应对。
但我却独以为，这就是针对中国版金融控股的再一次监管升级。
这个办法的实质和20年前，监管取消信托公司“全牌照”的身份如出一辙。
作为一个和金钱打交道的行业，金融的诱惑也最多，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的防火墙，让金融企业变成股东中饱私囊的工具，对于金融行业还是对于整个社会，都将是极大的风险隐患。
当我们再次复盘广国信事件的时候，通过有限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即便不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广国信在实业端的盲目多元化事实上已经让其病入膏肓。
我们都看到了广国信的“大”，但直到破产时，我们才发现广国信除了旗下的土地和物业外，并没有一块可以拿的出手的资产。
这种业务上的“失能”，难道不是金融和实业相互“扶植和哺育”带来的必然恶果么？
3，第五次信托整顿的其他“副产品”
第五次信托整顿，监管的核心目标是保留少量管理严格、效益良好、真正从事受托业务的信托公司，强势推动信托公司回归本源，实现信托业与银行业、证券业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
但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副产品”依然存在于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中，比如在剥离当时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时，大量的证券营业部被合并重组，形成了一批非常有实力的证券公司。
这里面有很多主体依然活跃在现在的资本市场里，比如银河证券、宏源证券（已被合并进申万宏源证券）、上海证券、西部证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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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是想写一个很小的故事，但聊起中国的信托行业，总是刹不住车。
感谢能看到这里的朋友们！
文中的部分内容来自我和文韬在去年出版的《信托的未来》一书，部分段落如有重合，合情合理。
广国信事件，是一段对于20年前尘封历史的回忆，对于当下的我们，更是给了我们一段难能可贵的启示。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总会带着相同的韵脚”。
对于我们，试着从历史长河中向上追溯，答案很有可能就在我们不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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