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年

作者：大象咖啡屋

题图：大象咖啡屋 微信公众号

北宋在澶渊之盟后的和平阶段积累了大量财富与债务。仁宗时期，汴梁的一栋小宅就需要5000贯，相当于现在的200万人民币。资产的增值带来了超预期的乐观，人们消费、借贷、尽享盛世之乐，这一幕幸被张择端定格于《清明上河图》中。

然而资产的增值，让财富逐步聚集于头部富商官宦。据说当年的开封府尹包拯的年薪，换算到现在有3000万人民币。盛世之都的附庸，底层普通百姓望着这些繁华景象，只能望洋兴叹。

中产也被压得够呛，淮南转运使张根曾说：“我负责的20个州，一年税负30万缗，这些钱连在汴京买套房都买不下来。”房价之高，有产者的收入都难以负担。

北宋末年，随着辽国无视盟约，以及朝廷欲联蛮夷之金抗开化之辽，大量富商官宦不再看好宋元，纷纷打包辎重外逃邻边属国。

宋朝的资本大幅流出，劳动力逐年下降，而债务却不断攀升。还好，这些债务大多是内债。内债本质是税，可以通过发行更多宋元来征收和消化。

然而，北宋朝廷面临两难选择。

一条路，当然可以发行更多宋元，适当贬值，这也有利于出口；推低实际利率，也能刺激经济，提升店铺利润，创造就业岗位。不过，这势必导致宋元兑辽币贬值，进一步扩大资本外逃的风险，同时阻碍宋元的出海进程。

另一条路，死扛宋元，在税收、支出、赤字上极限微操，以期度过这段债务周期。然而，死挺实际利率必然导致居民和生产部门利润下滑，叠加财富聚集于头部，百姓不再消费，中产返贫，于是陷入通缩的困境。一旦进入通缩，就有可能陷入“百姓不消费-店铺无利润-收入持续下滑-百姓不消费”这样的漩涡。

通缩的问题在北宋末年已然显现。汴京的楼院有30%的跌幅，汴京外的宅子更是跌超60%。老百姓的资产负债表大幅缩水，消费下滑，欲有陷入上述漩涡之征兆。

这个过程，贫富更加两极分化。

据记载，像王黼这样的极权极富者，大肆利用权势广求女眷玉帛。他请置应奉局，苛取四方水陆珍异之物，据为己有。隐匿资产达到约6200万两白银，相当于现在180亿人民币。“生辰纲”之事并非小说之言，而是实实在在的史实。

另一面，宋朝虽然相对重视社会福利，如“居养法”对鳏寡孤独以及生活贫乏的穷人提供居养，疾病者给医药，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如小学听读等，但这些福利并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穷苦百姓，特别是在北宋末年，国家财政困难，这些福利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大打折扣。底层百姓没有收入，又负担着如农器税、牛革税、蚕盐税、鞋钱等杂税，苦而不敢言。

于是，像方腊、宋江这样的反抗势力快速掀起燎原之势。随着农民起义加剧，民间动荡，人口也在逐年下滑。劳动力更是加速消失。据记载，青壮劳力或入寨作匪，或出家为僧，因为至少都能有口饱饭。

不过哲宗时期与徽宗初年，北宋朝廷还在挺，希望托底宋元的努力可以带来更多的外部投资和强劲贸易，希望经济可以触底反弹。然而，最后等来的却是天祚帝被金兵所灭的消息，以及金兀术的滚滚铁骑。

一方是资本、富人，一方是劳力、百姓。随着农民起义不断、金国铁骑不绝，摆在北宋朝廷面前的选择显而易见，一定是后者。

于是，北宋朝廷选择了第一条路：令宋元贬值，在各关隘要道重兵把守，阻止商户资本外迁，同时重金招安各路起义势力。

然而贬值带来的却是更加严重的通缩。

接近零甚至负的实际利率没有带来经济的复苏。相反，富人寻找各种渠道外逃资本，而穷人越来越不敢消费。周边小国更是趁宋元疲软、朝纲败坏，恶意收购北宋境内的盐铁资产，造成大量重要资产流失。

贬值与通缩并不矛盾，而通缩到恶性通胀也只有一步之遥。

靖康之变后，整个汴京的经济近乎崩溃，生产停滞，漕运不通，物资供应匮乏。百姓开始惶恐地将积攒的宋元兑换成物资，抛售房产，逃离汴梁。这造成了物价飞涨，资产暴跌，整个社会由通缩一下子陷入了恶性通胀。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被搜罗一空，这加剧了富商官宦百姓的恐慌和外逃。

其实，北宋曾几何时也有自救的机会。

那时候，民间已然出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嫩苗，只要朝廷坚持推动财富再分配，让聚集于头部的财富向老百姓倾斜，那么北宋将迎来不一样的光景。

熙宁年间，以王安石为首的左翼推行的全方位改革，加上神宗的大力支持，完全可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奈何改革的犀利步伐动了太多人的蛋糕，积弊甚久的朝野上下对左派的改革大加阻挠。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右翼开始了长期与左翼的党争，让北宋失去了宝贵的改革时机。

曾经，王安石很严肃地和神宗说过一句话：只要我们下决心牺牲那极权极富的一千贵胄巨富，就可以救百万黎民苍生于水深火热，就可以救华夏民族于存亡之交。然而，即使是雷厉风行的神宗在那一刻也犹豫了。

而这一犹豫，就错过了整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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