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估值逻辑
题图：百度图片
行文章节有调整，先后顺序以文章具体内容为准~
1、贫富差距、腐败寻租、权贵资本主义兴起
这一个题目实在太大，我觉得我不好驾驭，但是我想用吴敬琏老师《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书中的一大段内容来阐述这个问题，这里我向吴老发出崇高的敬意。
以下蓝色斜体部分均出自《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1）腐败向其他社会领域的扩散
“寻租活动体制基础的扩大，自然就造成腐败的迅速蔓延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腐败控制指标(Control of Corruption )，中国的腐败程度在 2000 年以后有明显的恶化。
21 世纪初期腐败猖獗程度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测度：
首先，腐败规模急剧扩大。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收入分配课题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2013年报告》，21世纪初期以来全国居民来源不明的“灰色收入”以高于 GDP 增长率的速度迅速增加2005年全国居民灰色收入总额约为2.44万亿元，2008 年为4.65万亿元，2011 年达到 6.24 万亿元。
图：全国居民2005年、2008年、2011年可支配收入和灰色收入（万亿元）
从各类腐败活动中取得的巨额财富的一部分已经流向境外。据一些研究机构报道，近几年，从中国非法流出的资金已经从本世纪初的每年几百亿美元增长到上千亿美元。渣打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披露2011 年中国大陆仅流入澳门赌场和通过澳门赌场流向世界各地的非法资金就达到 185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1.2万亿元，比2010年上升了43%，比 2008 年至少有成倍的增加。另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的研究2002~ 2011 年 10 年间，中国(大陆) 因逃税、腐败和犯罪而产生的非法资金外流达 1.075 万亿美元，在全球各国非法资金外流中排名第一。其中，仅2011年就有1513亿美元资金非法外流。
第二，涉腐人员数量急剧增加。随着寻租活动制度基础的扩大，涉腐人员的数量也跟着增加，以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下属的《人民论坛》杂志也在 2010 年组织封面专题，讨论主要由官商勾结的腐败活动产生的“新富豪家族”问题。它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有关机构在2009年发布了中国 3000 家族财富榜总榜单，3000个家族财富总值16963 亿元，平均财富 5.654 亿元。进入总榜单的 1万个家族，财富总值 21057亿元，平均财富值2亿元。”文章还认为，“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的“红色家族”，正是这个新富豪家族的主体，以致在《人民论坛》组织的社会调查中，针对“影响新富家族群体形象的因素主要是哪些”的提问，居于回容首位的是“搞官商权钱交易”(占比75.56%)。
第三，腐败侵入党政军组织的肌体，在其领导机关中蔓延。经济领域的腐败必然导致政治领域的腐败。既然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具有很高的创造富豪的魔力，就必然有人愿意出高价收购。于是，“买官”“卖官”的风气在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开始兴起，逐渐在党政机关中蔓延。进入21世纪后，“买官”“卖官”现象趋于泛化，成为常规。从2012 年中共十八大以后反腐运动揭露出来的情况看，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这种被称为“窝案”的群体性官员贪腐活动，不仅存在于省和省以下党政机关，还侵入了党政军的高层机构。因贪腐落马的高官，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乃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情况的严重程度使人触目惊心。
（2）贫富差距的拉大和权贵资本主义的威胁
改革停滞和宏观经济政策偏差造成的最严重的社会后果，是贫富分化加剧。前面讲到的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社会保障体系迟迟未能建设到位，都存在拉大居民收入差距的效应。腐败蔓延使少数掌握支配资源权力的贪官污吏和有寻租门道的人能够凭借权力掠夺大众，从而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亿万富翁。
前面已说到，1995 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抽样调查表明，1994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达到了 0.43 的高水平，超过了公认的 0.40 的警戒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两次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对 1988 年和 1995 年全国的基尼系数进行了估计，它们分别为 0.382 和 0.452。世界银行《2006 年世界发展报告: 公平与发展》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前的 0.16上升到2001 年的0.45。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虽然存在大众的普遍贫穷，但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相反，它通过拉大货币分配与实物待遇、扩大级别差距的办法全面强化了官僚体制，提高了极少数人的待遇，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 80 年代初期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一政策的本意，是让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带动广大民众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所有人都能享受体面生活的情况下，由于人们能力和机遇不同而形成的收入差别，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
不正常的是，一方面，如同前面所说少数掌握支配资源权力的贪官污吏和有寻租门道的人能够凭借权力成就暴富;另一方面，普通劳动者，包括国有企业的职工，特别是一般农民从改革中得益甚少，生活改善不大，甚至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的阙如而使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再加上通货膨胀使“从手到口”的工薪阶层的劳动所得遭到贬值。而无论是商品价格飞涨还是房地产、股票等资产价格飙升，对那些有权力倚靠的金融市场弄潮儿不但无害，而且可以趁机浑水摸鱼。在垄断部门的员工也凭借其在市场上的特殊地位，轻松获得很高的收入。凡此种种，都加剧了因机会不平等而产生的贫富差距。
据国家统计局报告，2003~ 2010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不断降低。
图：2000年以来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在中国，由于存在严重的机会不平等和权力寻租活动猖獗，使上世纪90年代已经突破警戒线的贫富差距在21世纪初期进一步扩大。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中国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报告，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 20世纪80 年代初期为0.3左右，到2003 年上升为 0.479，2008年达到 0.491 的高点。2008 年后有所下降，但到 2012 年该系数仍然高达 0.474。
美国经济学家 M奥尔森 (Mancur Olson)在《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提出了特殊利益集团的概念，并对它进行了深人的分析。他指出，只代表一小部分人利益的特殊利益集团本质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分利集团”。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不顾自己的行为对全社会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只希望坐收渔利。今天，有识之士莫不对“特殊利益集团”尾大不掉深感忧虑。这个问题不解决，再高的经济增长也不能给民众带来普遍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不公平的增长甚至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
伴随着中国改革进程，社会利益结构也不断重组，新的利益群体利益阶层和利益集团不断增生。其中一批人趁政府官员拥有支配资源的巨大权力和这种权力尚没有受到严格制约的机会，通过勾结官府发财致富，旦夕间成为豪富;另一方面又使大众因感到遭受剥夺和不公正对待而产生对市场化改革的不满。可以说，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产生了这种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形成后又成为社会经济改革的巨大阻力。
中国在 20 世纪末期形成的“半市场、半统制”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含有两种经济体制的过渡性经济。这种经济既可以前进到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可以退回到统制经济的老轨道去。如果各方面的改革受到阻碍，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的倾向就会变得愈来愈明显。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家资本以政治权力为依托，与其他资本展开竞争，进而形成市场控制力的一套政治经济体制。而且在中国的历史背景和缺乏民主法治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极有可能向权贵资本主义，即毛泽东定义的“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转化。如果没有步伐坚定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 D.诺斯 (Douglas North)所说的那样，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就很难退出了。
2、社会改革的困难和必由之路（摘自吴敬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克服种种阻力和障碍
中共十八大决定“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又对如何进行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些决定方向明确、措施有力，使人心受到鼓舞。然而，根据30多年改革的历史经验和对当前现实情况的分析，通过正确的决议只是实现改革大业的第一步，并不意味着今后一切就会一帆风顺地凯歌前进了。恰恰相反，改革的推进，必然遇到种种阻力和障碍，只有通过矢志不渝的努力才能得到实现。
首先，改革必然会遇到来自旧意识形态的阻力。中国从公元前 221年建立起赢秦的大帝国，就以皇权专制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以后的两千余年“百代都行秦政法”，保持着这种政治格局。汉武帝刘彻(公元前 141 年~前 87 年在位)虽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还是“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相当长时期中，对于被称为“封建主义”的“秦政”没有进行系统的清理和批判。以后又“走俄国人的路”，以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模式作为对干部进行教育的基本内容。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又进行过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长期灌输，以致错误的思想意识仍然对人们有深远的影响。为了实现改革的伟大工程，必须有效应对来自落后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阻力。
正如邓小平 1980年8月 18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著名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所指出:“旧社会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以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其次，来自特殊既得利益和贪腐势力的抵抗。如果说观念上的障碍可以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正确的社会舆论引导来加以克服，特殊既得利益方面的障碍将更加严重。
十八大以来反腐运动揭露出来的严重情况表明，由于近年来权力寻租活动制度基础的扩大，在党政军机构和商界乃至学界，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贪腐势力。这种势力不会甘于让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革挖掉他们得以发财致富的制度基础，因此，他们必然会做拼死的抵抗。
除了贪腐的猛虎巨鳄之外，由于制度扭曲、各种官场陋规和“潜规则”广泛存在，许多干部和商界人士已经习惯于这种平庸之恶的“常规”每一项改革都可能触及他们以权谋私的特殊利益，也会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经历了几百年(有人说是上千年)演进形成的精密的巨系统。改革不是通过成百上千年的自发演进而是要通过数十年的自觉行动来建设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市场经济系统，显然需要有广泛而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多门类专业知识的支持。正像青木昌彦教授在他的重要著作《比较制度分析》中所说，在一个“整体性制度安排”中,各种具体制度之间具有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特性。“只有相互一致和相互支持的制度安排才是富有生命力和可维系的”。
事实上，旧体制虽然有很大的运作困难，但经过长时期的磨合，它的各个环节是大体能够相互衔接和配合的。一旦其中某些环节发生了改变，即使这种改变是进步性的，也有可能发生整个系统的运转困难。比如，当土地市场的运转“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过去一些地方政府赖以实施大规模城建投资的“土地财政”就会难以维持，有些地方甚至会发生偿还债务困难。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需要认真总结中国自身的经验和切实掌握各门社会科学的先进成果，对有关环节进行通盘设计，使新的系统能够协调运行。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革故鼎新的事项达几百项之多。哪些事应当先做，哪些事可以延后;哪些改革可以独立进行.哪些改革必须配套。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周密的考虑。总之，保证改革从方案设计到实施中再创造的高超政治决策能够在足够充分的专业知识的支持下进行，是全面深化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因而吸引足够多的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参与，也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成功的一个必要前提。
第四，为了打好这场全面改革的攻坚战，还需要努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维持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
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在货币超发、总需求远大于总供给、各方面绷得很紧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推出重大改革的措施会遇到比较大的风险。
然而，当前中国经济处在“三期叠加”(“经济增长的换档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同时并存)，即CDP 增速下行不良经济结构亟待调整、货币超发和杠杆率居高不下的状态下，就意味着全面深化改革面临宏观经济环境过紧的难题。
为了使这种紧张的情况得到缓解和便利改革措施出台，应当停止继续使用放松信贷和大规模投资等刺激手段拉升短期增长率。与此同时.要采取清理那些长期靠贷款维持、回生无望的僵尸企业等坚决措施降低杠杆率，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和支持全面改革顺利出台。
总之，贯彻落实《决定》，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打破障碍，克服困难，推进全面改革。所谓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全面改革，就是要有坚决捍卫改革开放伟大旗帜的政治决心，克服来自旧意识形态和来自特殊既得利益的阻力和障碍。所谓以更大的政治智慧推进全面改革，就是要团结各类专业人才，运用高超的运作艺术去规避风险和解决体制转轨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种种困难。
凭借这一切，才能够克服艰难险阻，达到全面深化改革、振兴中国经济的目标。
通过吴老对改革做的定义和面临的困难总结，再回溯三十年前的社会现状，和面临的种种问题，我有理由认为现在就是一场大的变革。
在经济、体制、文化等方面的变革之初，民众、舆论极为混乱和撕裂，互相为各自的话术站台，一言不合甚至不惜拉黑对方。保守势力、改革势力、投机分子交错一起，舆论极为混乱。1989年~1992年那一场大改革的停滞、争论期，期间还出现过各大主流媒体全面批判“皇甫平”的四篇文章时间，（《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加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解放军日报），持续6个月的大批判，给改革开放的路线加上了“引向了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宣扬庸俗生产力论”、“鼓吹经济实用主义”等一堆政治帽子，力图扼杀市场取向的改革。
改革的过程就是“确定谁受损，确定谁受益，确定未来发展方向”。在当时保守派是受了20年社会主义教育和享受计划经济红利的一群人，这群力量十分顽固，到2003年还有人以国有资产流失的名义去指责国有企业改革。在那一场改革中，承担成本的是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体制从属部门，享受收益的是沿海、外贸型企业，当时确定的方向就是“放松民营经济管控，加强改革开放”。
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改革，这一次我们经历的种种现状和上一次是否有十分相似的地方呢？“意识形态引路先行”，反对声音是从上一次改革后接受“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信仰者还有“新自由主义”、“新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受益者。未来确定的方向是“亲民生、疏资本、法治透明、制造业升级、科研创新”。那么这一次谁承担成本、谁享受收益，就由后世来评述了。
任何一场改革都不是和平完成的，保守势力、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反抗是十分剧烈的，往往都需要一个强势铁腕人物去推动，历史上的改革家无一不是铁腕人物，铁腕人物必然会备受当时的争议，但是历史最终会给与这种人物正确的历史性评价。二十五年前朱镕基总理力排众议，坚持进行了一场大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当时引发的争议非凡，但是2007年之后社会才给与他老人家正确的历史性定位。（我一直讲我没资格点评政策，因为我所掌握的信息不够，站的高度不够，战略高度不够，唯有十年后我才能看懂当时的政策）。
在改革巨变期，最好的方式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最本源的角度认识世界，认清世界变化的规律，抱残守缺、坚持不变也许会成为历史的垫脚石。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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