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估值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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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章节有调整，先后顺序以文章具体内容为准~
十、政府加大财政支出经济就能好？
从2015年开始，资本市场一出现波动，就是经济不好，政府应该加大财政支出，要出来救经济。也许只有资本市场的人才会对这个事情如此热衷，因为二级市场投资者的投资框架都是错的，所以才会有错误的推演结果和结论，追求一个虚无缥缈的内在错误。
这个错误根上是在宏观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对全盘把控的缺失，只片面看重经济增速的表面现象，对内在形成机理和内部结构一无所知。全球只有俄罗斯直接让经济学者操刀经济改革，其推行的“休克疗法”让俄罗斯经济直接倒退二十年。经济学研究涉及的仅仅是经济一个问题，而经济改革却是要政策制定者在经济、债务、财政、出口、经济结构、保障体系、财富分配、国家竞争、世界政治等一系列约束下去寻找均衡和最优解。
现在只是单纯的经济增速不高一个问题吗？经济增速不可能再超过10%了，如果再超过10%那就是严重的经济过热和通胀。现在国内的问题是种种矛盾汇聚，一代人老无所养、国际竞争激烈、国际政治纷杂、经济结构亟需转型升级，三大不平衡（财富分配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发展至今不得不改，不得不变。只盯着经济指标，再继续加大财政支出，走2003年之后的国家行政审批、大上快上基建项目的老路，还如何做三大不平衡的调整？如何做产业升级？
辜朝明给中国开的药方是“号错了脉、开错了方”。日本的问题我们去年已经写过上万字内容阐述，资产负债表衰退仅是其中一个因素，不能完全解释日本溃败三十年，不能维持制造业升级，无法通过净出口创造居民财富才是根本原因。而且中国目前根本就不是资产负债表衰退，资产负债表衰退有两大条件，第一、公司、个人债务奇高并大量配置在股票、土地等资产上；第二、资产价格深度下跌，导致资产价格崩塌。这些情况在中国并没有出现，脉都号错了，还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吗？
加大政府支出，会有几个方面的问题：
1、投放什么项目？
能做的基建设施建设已经做完，全国还有大量的基建项目利用率没有达到饱和。做什么基建？做哪些项目的？哪个区域做？没必要了，2008年推出4万亿，舆论媒体一篇批评声音，“形成债务问题”、“形成产能过剩”、“基建带动经济低效发展”、“政府侵占过多资源”、“政府不该干预经济”，虽然这些问题最后也都出现了，但是现在我们4.2万公里的高铁线路、覆盖全国的5G通讯网络全是由此而来。甚至可以说中国通讯网络从3G时代的追随到5G时代实现全球领先、中国互联网产业在2010s后的移动互联网浪潮中发展成为中美双寡头格局，背后都有4万亿的功劳。
没有十全十美的方案，只有最优解的方案。
2、政府审批、干预经济、权力寻租的风险
一旦加大财政项目支出，必然会重新回到政府审批，政府干预经济、权力寻租再次回潮，不利于已经打造的公开、法治、廉明的政治生态雏形。
中国从2003年开始的新一轮宏观调控理论基础是国家资本主义，后发工业化国家的理论基础都是来自于这里，采用“项目审批”形式，加大权力机关对经济发展和利益划分的话语权。到2008年“4万亿”政策推出，把政府的行政审批和对经济的干预推向顶峰，同时也把权力寻租推到新的高度，2010年北京三里河国家发展改革委周边的宾馆人满为患，甚至地下室都住满了人，“跑步进京、跑步进钱”一时间蔚然成风。当前如果再从基建项目入手进行大力刺激，是否会重新陷入这种循环呢？
3、不利于创造改革需要的平稳环境
改革需要一个平稳的经济环境，经济过热随后必然带来经济大落，在经济大落过程中相关利益群体受损，必然会引发对改革和政策的种种质疑和掣肘。1987年的经济危机进而演化为政治问题，带来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三年改革停滞期。所以经济数据上不要奢望能高过6%多少或者特别差，5%为中枢1%的波动范围，也就是这个情况了。出口增速高了财政支出就收一收，消费高了财政支出收一收，实在是太差了财政支出就高一点。经济不会再有太大的波动。
4、财政支出解决不了失业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解决出口急剧下滑的影响，林毅夫提出“双重过剩情况下，需要国家投资拉动经济”的经济建议，至此开启了基建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的二十年。当年“保8”的经济发展目标，对应的就是每年2400万的新增就业人口。
那时候的年轻人只有不到20%能进入大学深造，大量的年轻人怀揣梦想进入大城市，从最基础的服务型行业、工地做起，每年8%的经济增长消化了就业问题，同时大学和研究生扩招吸纳更多优秀青年进入高等学府深造。
二十年多年后的今天，就业问题又引发了大家热议，我想写两点我的看法。目前的失业问题来自两个层面，一个是结构性失业，一个是摩擦性失业。
结构性失业：对应1982年前出生人口2300万人，2020年大学招生人数220万；2002年出生人口1647万人，2020年大学招生人数985万人；接近60%的大学入取率（宽进宽出高校教育模式是有些问题），无论什么样的社会都很难每年提供1000万的白领岗位，所以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必然成为了当下十分热门的话题，这是比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当家庭希望通过教育改变人生命运的时候，结果出现的却是投入产出不成正比，这必然引发较大的社会问题，“毕业即黄袍（美团）加身”。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父辈们当年的吃苦耐劳精神，社会整体变得富裕，他们根本不会去从事父辈们曾经从事过的低端服务业，我们也不可能让他们再去从事低端职业，这是对这群孩子的侮辱和对原生家庭的忽视。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日本是采用僵化的科员、科长终生服务制（类国企）；1984年时期中国用了“国企敞开大门，三个人饭五个人吃”的方式；1999年后的四年时间采用辅导再就业，民营接纳方式解决了1800万人的再就业问题。
摩擦性失业：这个是指四十岁后的失业。这是中年危机，所有社会都有的社会结构问题。40岁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是支撑一个家庭的顶梁柱，除了小部分人还有上升的空间和能力，绝大部分中年人进入高不成低不就状态：职业的天花板已经看到；工作技能随时会被30多岁的人替代，工资还要高出年轻人一大截；跳槽去别的公司还要被人挑三拣四，好的位置往往被人占据；转行做别的，又面临从头开始，一点点学习，精力和毅力大不如年轻时候。如果没有不可替代的能力，绝大部人都会陷入中年危机。在从事的行业进入收缩期，中年人就成为了摩擦性失业最大的主力军，所以“专车司机”往往都是中年人（1998年的摩擦性失业是国有企业下岗工人）。
社会转型带来的镇痛。也许大家不知道的是1974-1976年日本在工业化起飞结束的三年内，失业率曾一度达到25%（傅高义《日本第一》），工业化起飞到成熟期必然会经历一段失业潮，日本用了五年时间去消化和实现再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是比较难解决的两种失业方式，需要极大的智慧，不可能一蹴而就，这需要时间。
这个问题不是财政支出大搞基建能解决的，毕竟年轻人是不可能再重新向父辈一样从事劳累的基础性工作，对于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问题，我们只能更好的提升自己，让自己不陷入失业的人群中，努力争取进入前30%的行列。
5、继续累计债务风险
6、不利于调整产业升级
7、不利于调节三大不平衡
加大财政支出解决眼前问题，财政支出获得的收益远远小于其带来的问题，那么就不应该再呼吁加大中央财政支出对冲经济下滑，顶多是在极端差的情况下出来托一托底，只有一个情况下才可能出台大量的刺激方案——美国和我们完全硬脱钩，进行全面的军事对抗，那时候一定会启动“国内经济大循环”，用大量的中央支出来做全面的对冲。
十一、地方政府债务——并非不可逾越的沟壑
地方债问题目前的讨论如火如荼，仿佛是压在中国身上的一座大山，这个事情不是今年开始，而是从十年前就不断有人做出中国地方政府即将破产等危言耸听的推演，但是所有的讨论只是看表面数字，问题的起源、过程、和未来如何解决都没有阐述，历史案例和多国长期数据对比都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我在《估值逻辑—中国的繁荣》有一定的解释，今天我想再做一些新的阐述，尤其是未来解决的方式。
1、历史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比目前严重的多
上一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爆发于1996年，绵延到1999年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作为终结。1990s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带动下发展经济，但是始终面临资本短缺的问题。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又分走了地方政府很大一块收入，这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从1996年开始，地方政府开始大面积拖欠工资，先停县委的工资，再停发各个科室工资，甚至有些地方都停掉教师、医疗工作者、警务人员等社会一线服务部门的工资。信托公司作为隐含高息借款人大量给与地方政府贷款，地方政府插手农村合作基金会，通过政府信用背书进行贷款（现在的主体是城投公司）。当年被严厉整治的河北省玉田县，1999年通过对该县的基金会清产核资和资产确认才发现：全县22个基金会共认定总资产39347万元，总负债65302万元，资债相抵亏款总额25955万元。其他各县的情况基本类似，基金会亏空巨大严重的资不抵债，一个县政府大楼被政府抵了7次，7个不同债主上门要账，逼迫县政府到窑洞办公。
最大的负债主体是银行体系，当时中国的银行体系还没有形成公司制，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出纳”，政府领导一个条子就可以贷出几千万。根据工商银行披露的数据，1999年工行98%资产为贷款，其中不良率为36%，
1999年国家成立四大资管管理公司，财政部出资400亿，从央行获得6041亿再贷款，再向四大行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券，消化当时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一共的花销占据当年GDP的16%。
现在我们担心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多么的严重，也许应该去看看上世纪末的那段历史。发不出工资、债务收入比过高、资不抵债，这些问题我们都经历过，最终也都成功的化解，为什么这次竟然还要更加的不堪，就成了我们逾越不过去的大山了呢？更何况当时的负债更多是用在消费，而目前的负债大多对应着资产。
2、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
我们前面文字已经阐述过后发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一定要遵从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从汉密尔顿的工业化思想遗留下来的理论，工业化进程中需要用基础设施建设完成社会效率的最大化。工业园区的“五通一平”，交通运输、电力网络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规划投资建设，所以累积的大量负债对应的是形成社会效率的资产。往往批评政府项目没有经济价值，但是涉及到广大民生的事情需要单独指标来衡量，虽然没有利润，但是起到的是提高社会运行效率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作用。
如果没有农村和五线城市的电力、通讯网络建设，拼多多很难独辟蹊径发展壮大；铁路盈利始终不高甚至是亏损，京沪高铁的低盈利常常遭人诟病，但如果票价/运费提升30%利润非常可观了，实际情况是大秦铁路20年没有提升过运价，ROE一旦超过15%就会被要求降低运费；城市的绿化公园建设更加无法用项目本身的利润来衡量；更何况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络以及一二线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之前还有人用港铁的高ROE来批评国内地铁公司的运营效率差，然而他忘记了国内公共交通体系要维持低票价保持普遍惠民。
虽然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和发展经济过程中存在着形象工程和虚假瞒报等问题，但也实实在在的带来了社会效率、民众生活的极大提升。这是工业化进程必不可缺的一环，中国特有的土地财政模式造就了世界上唯一一个城镇化率快于工业化率的奇景。所以当我们享受中国快速城镇化的红利时，只针对某个问题现象就批判发展模式不合理是合适的，我们需要摸清问题的来龙去脉。
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是进入工业化国家必然的过程，而且是所有国家都要面临的问题（所有工业化国家都经历地方政府负债——中央政府负债——债务货币化三个过程，每个过程对应两个金融周期），伴随着中央政府出面，通过多年的财政收入弥补债务，政府债务也将会进入缓和期。
3、地方政府债务解决之路
我有个比喻来形容地方政务债务解决之路。
一个家庭有很多个儿子，但是儿子们花钱大手大脚习惯了，欠了高额的信用卡，父亲很生气决定制止儿子们的花钱奢靡之风，一般先经历几个过程：
1）冻结信用：所有的信用卡冻结，只维持正常的日常开销，自己想办法拆东墙补西墙；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带来儿子的抱怨，希望通过诉苦能让老父亲给放开信用卡，缓解眼前难过的日子；但得到的一定是“自己的孩子自己抱，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的回复；
2）儿子被父亲体罚：我称为吊起来打，给超额消费的孩子最大最狠的体罚，让其他孩子记住，不能花超；
3）过一段时间紧日子：这次的苦日子也许不会短期结束，需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4）父亲把信用卡还上：一笔二十五万亿规模的特别国债就能解决绝大部分问题，不尽快去做是因为体罚需要时间，过紧日子需要时间，养成新的习惯也需要时间。
当这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解决后，地方政府将逐渐转入服务社会的作用，要打造“公开透明、亲民生”的服务型政府，经济带动作用和调结构职能逐步收回中央，此外还要重新划分财政事项权。
4、特别国债的发放难度
首先，难度并不大，主要是技术问题。发GDP总额16%的特别国债，对于现在的社会家底规模无伤大雅。在全球发达国家中央政府负债奇高的今天，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只有35万亿（30%的GDP）这本身就是很低很低的存在，即使加30万亿的特别国债，相比其他国家中央政府负债占GDP比例动辄150%也是克制和稳健的多（越是发达国家中央政府负债率越高）。发行特别国债本身不是问题，只是约束地方政府支出、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需要时间。
第二、政府以公司形式投资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利润不好，但是由于是重资产运营的公共事业，其还有折旧带来的现金流，例如中国移动、联通、山东高速、大秦铁路等重资产类公共事业公司的经营现金流持续高于净利润。
第三、中国政府的负债和发达国家负债不同，中国负债对应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本身能带来收入和现金流，同时也能够带动工厂就业、产生各项税收，这都是产生未来现金流的资产，而发达国家的负债对应却是补助、养老等直接终端消费，虽然同为债务，债务变为资产带来远期现金流和债务直接消费花掉，对于长期的影响就很清晰了。
从去杠杆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想到最后一定是要去到地方政府债务以及需要特别国债兜底的。即使加上30万亿的隐含债务，虽然对于全国政府部门债务总量来说是个问题，但并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根本不可能成为逾越不过的沟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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