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全国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口工作。会议要求，加快建立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加强人口监测和战略研究，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保障，深化服务管理改革，积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受长期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延长等内生性因素影响，2022年末我国人口出现自1961年来首次负增长，预示着人口负增长进入常态化阶段。
不过，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认为，短期内，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影响是温和的。
王一鸣在近期召开的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8期“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上表示，总体上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不会改变，低龄老龄化人口增加开启了人力资源开发新的机会窗口，新的人才红利将对冲传统人口红利衰减。
“但长远看，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冲击，对此，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积极有效应对。”王一鸣表示。
他为此提出八点建议：用好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把鼓励生育政策落实到位，加快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继续支持人力资本积累，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发展替代劳动的智能技术，发展养老产业和“银发经济”，深化改革创造新的改革红利。
*本文为作者在2023年3月30日的CF40•孙冶方悦读会第18期“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作者所在机构及CF40立场。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出现1961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如果说1961年的人口负增长是由自然灾害等外部冲击引发的外生性负增长，这一次人口负增长则是受长期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延长驱动的内生性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人口负增长将进入常态化时期。
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人口负增长出现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起步期，形成了与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期截然不同的人口基础，从人口数量快速增长转向人口总量不断缩减和人口结构加快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将带来长远影响。
如何看待人口负增长时代？
人口负增长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人口过程，是世界上发达国家普遍经历的人口现象。人口负增长既是人口总量的缩减，也会带来人口结构的变化，即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变化与我国人力资本快速积累相互影响，使得中国人口负增长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非典型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从总量看，中国人口负增长是在巨大人口规模基础上的负增长，这决定了人口负增长的影响相对平缓。由于人口基数大，在负增长的早期阶段，人口规模巨大的惯性作用依然存在。假设未来生育率保持不变，我国人口总量在2035年前仍将保持在14亿左右，2050年前保持在13亿左右。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将从目前的9亿人左右降至2050年的6～7亿人，但届时仍将多于发达国家劳动人口总和。虽然印度人口将超过我国，但我国仍将是全球十亿级人口规模的两个大国之一。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不会改变。
从结构看，人口负增长将加快人口老龄化速度，带来结构性挑战，但也要看到其进步意义。2022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约2.8亿，占比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亿，占比14.9%），已进入中度老龄社会。据预测，2035年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老龄社会。但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加快既有生育率下降的因素，更有人均预期寿命增长的因素。
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2岁，反映了我国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和医疗保健水平提高，这是巨大的社会的进步。此外，现有60岁以上老龄人口中大部分为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这部分人群有着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提供了新的机会窗口。
从质量看，尽管传统人口红利在减弱，但我国人力资本快速积累，为形成人才红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生育政策调整和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全社会和家庭对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资空前增长，促进我国人口从“数量型”向“质量型”快速转变。
截至2021年，我国有约2.4亿人受过高等教育，占总人口17.0%。2022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076万人，今年将再创新高，达到1158万人。按此趋势预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继续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在2035年前仍将持续增加。
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按照2020年的人口当量计算，由于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的提高，用人力资本折算，到2050年中国总的人力资源当量相当于17亿人口。高速的人力资本积累不仅能有效对冲人口数量递减，也为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持久动力。
总之，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不会改变，低龄老龄化人口增加开启了人力资源开发新的机会窗口，新的人才红利将有效对冲传统人口红利衰减。我们既要高度重视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更要把人口增长的压力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
人口负增长对中国
未来经济增长的挑战
人口既是消费主体，又是生产主体。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基础变量，通过需求侧和供给侧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
从供给侧看，人口负增长通过劳动力供给，以及劳动力与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等要素的相互作用影响经济产出，从而影响潜在增长水平。
事实上，在出现人口负增长之前，2011年就已经出现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而出生人口出现负增长的时间还要早18年。从经济增长曲线来看，过去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增速随潜在增长率下降而逐步回落，从2010年的10.6%下降到疫情前2019年的6%。对供给侧潜在增长率下降，通常称其为“新常态”。
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速度加快，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大。首先，人口负增长，将改变劳动力供求关系，提升劳动力成本。其次，老龄化加快还将增加社会养老支出，降低储蓄率，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趋势性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深刻变化。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其中一个综合性指标，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从世界银行标准看，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门槛值为2万美元，平均水平高达4.8万美元，剔除体量偏小的经济体，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大致在3.5～4万美元。
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均GDP首先要迈过2万美元的门槛，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这要求2021～2035年GDP年均增速达到4.8%左右。根据蔡昉等的预测，在其它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人口负增长将导致潜在增长率从4.8%下降到4.53%，这对实现既定目标将带来挑战。
当然，上述预测的前提是假设其他要素条件不变，若改变其他要素条件对冲人口负增长的影响，仍可以提升潜在增长率。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深化改革，消除资源配置扭曲，把劳动力等要素配置到生产率更高的领域，使经济增长达到潜在可能性边界。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占比仍达23%，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仍有潜力，非农产业劳动力仍将保持增长，这将对我国潜在增长率的提高带来积极作用。
此外，我国人口负增长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形成历史性交汇。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可以替代体力劳动，还可以替代脑力劳动。虽然人口负增长时期劳动力供给下降，但经济对劳动力需求也会下降，同时生产率仍将继续提升。只要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和先进技术的扩散，就能大幅提升生产率，使潜在生产可能性边界达到国际前沿水平，进而提升潜在增长率。总之，从供给侧看，可以通过改革和科技创新提高潜在增长率。
从需求侧看，既要看到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消费群体规模收缩，对食品、住房等基本需求会带来“收缩效应”，但也要看到随着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对消费需求也会带来“增长效应”。当“增长效应”超过“收缩效应”时，社会总需求仍将上升。
当然，我同意蔡昉的观点，人口负增长最大的冲击是对需求特别是消费的影响，人口负增长通过人口总量减少、人口结构变老影响消费需求。从需求看，老龄化程度加深将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形成“低欲望社会”，促使社会消费规模扩张速度放缓，进而挤压投资和生产扩张空间。老龄化还将加重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费用负担，增加社会和家庭的养老压力，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支出。
但也要看到，中国扩大消费具有特有的“制度性潜力”。中国有近3亿在城市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尚未实现市民化。2021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6.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18.02%，缺口18.02个百分点。
根据OECD的研究，若这部分人拥有城市户籍并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实际消费水平将提高30%左右。从中长期看，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改革，释放这部分新市民的消费潜力，将减缓消费扩张减速的压力。
综上所述，短期内，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影响是温和的；但长远看，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会产生一定冲击，对此，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积极有效应对。
应对人口负增长挑战的对策建议
面对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要科学认识、主动适应，积极应对，做好相应的政策设计并增强针对性。
第一，用好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在人口负增长初期阶段，人口规模巨大的惯性仍然存在，劳动力供给仍然充足。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稳定劳动参与率，减少劳动力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从中长期看，要把人口负增长内化到经济增长过程中，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制定中，更好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政策。
第二，把鼓励生育政策落实到位。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有针对性地帮助育龄人口解决实际困难，包括延长产假、方便托育、就业支持和生育补贴等，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并切实把政策落实到位。
第三，加快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2035年前，60～69岁低龄老年人口占老年总人口比重均在50%以上，超过半数老年人是低龄老人。对于有知识技能、有继续工作意愿和能力的低龄老年人，应鼓励支持再就业和灵活就业。力争在五年内将非体力劳动行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周岁，同时给予职工在60-65岁之间退休的选择权。
第四，继续支持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发挥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的优势，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统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建设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深度开发人力资源，以人力资本红利对冲人口红利削减，进而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第五，增加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推进消费结构升级和繁荣消费市场，进而缓解人口负增长对需求侧的约束。
第六，发展替代劳动的智能技术。把科技进步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大举措，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开发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新设备，缓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压力，同时为科技创新和产业技术进步注入新动能。
第七，发展养老产业和“银发经济”。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快，老年产品和服务市场潜力巨大。随着老年人消费需求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消费层次不断提升，智慧家居、旅游度假、文化娱乐、医疗健康等产业将扩容提质，有效拓展国内需求，孕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第八，深化改革创造新的改革红利。在应对人口负增长进程中，无论是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是实现基本养老保障和基本医疗保障全覆盖、持续提高保障水平，都要持续深化农村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这将创造新的改革红利，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总之，我国人口负增长是世界经济体量第二大国的人口负增长，是在巨大人力资本积累基础上的负增长，是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快速发展阶段的人口负增长，这就决定了我国人口负增长不仅具有中国特色，也具有应对这一挑战的特有优势和条件。应辩证看待人口负增长带来的挑战，变压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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