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又一次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从长时段来看，气候和生态环境等全球问题形势严峻，但是全球治理出现了“集体行动难题”。
中时段来看，去碳减排成为世界潮流，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很快，但也是把双刃剑，人口结构发生变迁，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西方国家采用“规锁”和建立平行体系的方式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
短时段来看，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出现新趋势，美元霸权在削弱。
未来，在货币紧缩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等影响下，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而中国对今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会产生很大贡献。
总体上，我国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应遵循同意、平等、和平、权利与义务对等等原则。
——张宇燕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
* 本文为作者在2023年2月27日的浦山讲坛“展望2023年世界经济：趋势、挑战与应对”上所做的主题演讲。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百年变局中的世界经济
文 | 张宇燕
当今所处的历史方位
为什么说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论丛》中将历史分成了三个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
长时段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其中的一些变量和因素基本是恒定的，例如，气候、生态、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等，这些对人类的影响非常深刻，但是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绝大多数人一生仅有百十来年，在长时段这一维度里，历史几乎是宿命的。中时段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内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物价、产出、工资、技术、制度等等，这些变量对人类生活也起到很重要的影响，但是和长期变量比起来，决定性可能稍微弱一些。短时段主要是一些突发的事变、革命、条约、地震等，这些事件如同闪光的尘埃般转瞬即逝，对整个历史进程只起微小的作用。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是因为这三个时段的变化叠加到了一起。
过去不怎么变化的长时段变量，例如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现在都在发生非常严重且紧迫的变化。中时段的因素变化也很多，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产出总量增加，不同经济体，特别是主要国家之间的产出对比发生了变化，比如中美。大国之间的博弈使得国际规则也在发生变化，国际货币体系也发生了变化。短时期的变化有通货膨胀，目前美国、欧洲的通胀都非常高，虽然略有缓和，但这会导致货币政策调整。此外还有一些因素比如疫情的影响和恢复、乌克兰危机等。
气候和生态环境等全球问题形势严峻
气候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去年9月的联大会议上讲道：“洪水、干旱、热浪、极端风暴和山火正变得越来越糟，以惊人的速度打破纪录，……这些灾难不是天然的。”这意味着上述灾难是人类行为造成的结果。
在去年11月份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会议（COP27）上，古特雷斯说：“我们人类只有一个选择，要么合作，要么灭亡。”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升温逼近了1.15摄氏度。根据“全球碳计划”网站的测算，在全球升温1.5摄氏度的情况下，剩余碳预算仅为3800亿吨，这些二氧化碳的排放配额如何分配需要很复杂的计算。2022年11月COP27指出，本世纪头10年碳排放增长3%，第二个10年会放缓至0.5%，各缔约方同意建立损失与损害基金，对特别脆弱国家进行补贴。
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大。去年10月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发布的数据让人触目惊心：“1970年以来，全球受监测的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平均减少69%。”
全球问题日趋严峻。牛津大学的年轻学者托比·奥德在三年前出版了《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他在书里谈到了很多人类面对的风险，除了核武器，还谈到了目前最紧迫的未来风险，包括：气候变化；工程化病原体（engineered pathogens）；人工智能等等。
将上述各种风险组合得出人类未来100年面临的总生存风险的概率为1/6，这个概率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所以人类长期的战略：首先是离开悬崖，这是我们时代的任务，其余的可以等待，然后进入“漫长的反思”，在这段时期内人类将再确定最美好的未来。
很多问题都是和人类只追求经济增长、单纯考虑GDP，不考虑环境、气候等因素相关的。
一些国际机构，主要是联合国的机构推出了一个新的指标体系——IWI（Inclusive Wealth Index），希望能够用这个指标慢慢替代GDP。能否很好地理解这个指标，和能否很好地理解人类所处的困境以及世界经济紧密相关。
与侧重短期货币价值的GDP相反，IWI将一国财富置于三大资本存量上：一是生产资本，主要包括机器装备、建筑物、道路等，范围比较广，还包括基础设施；二是人力资本，主要由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构成；三是自然资本，由化石燃料、矿物、森林、农业用地、渔业组成，比较吻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这个新指标和GDP的主要区别是：除了内容变广了，它还是一个存量指标。GDP是一年之内新增的财富，是一个流量指标。发起这个指标的是斯坦福大学的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等重要的经济学家，还有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等。
全球治理赤字：理论与现实
解决全球问题靠的是全球治理。
现在全球治理存在赤字。为什么解决不了这么多问题？这涉及经济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集体行动难题。每一个国家都想搭便车，却不想让别人搭自己的便车。全球治理一旦取得好的效果，所有国家都会自然而然地享受其好处，这是一个公共产品。但“好事多磨”，由于这个好处是由所有国家分享的，实现这一目标又要付出成本，所以就出现了“集体行动难题”。
如何解决全球治理赤字？
首先，在理念上、理论上，要把全球治理赤字解释清楚，形成真正的共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大家的事，要商量着办”。这里提出五个原则：
一是同意或自由原则。由于在国家之上不存在权威，约束性的国际规则必须征得被约束国同意，这里面涉及主权原则。
二是平等原则，国家之间是平等的，约束他国的国际规则也必须同时约束自己。
以上两条讲的是公正问题。
三是权利与义务统筹与匹配原则。这条讲的是合理性问题。例如，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每年的排放量占全世界的30%，但是从存量来看，美国工业革命以来排放了5200多亿吨温室气体，中国到今天才排放了2700多亿吨。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中国多，存量美国多，这时就要遵循权利与义务统筹对等的原则来进行平衡。
四是效率原则，也就是说全球治理在解决全球问题时要管用。
五是补偿原则。有些问题的外部性太强，比如31%的亚马孙森林，或者是受到了破坏，或者是改成了农田、牧场。亚马孙森林是地球的“肺”，它的面积缩小，不光影响巴西，还影响到整个人类。虽然亚马孙森林主要位于巴西境内，但是其外部性太强了，为了同时满足全球福利和巴西诉求，主权不可侵犯原则就需要在补偿中被放松。
以上就是我心目中的全球治理五项原则。
理论非常重要。讲一个故事，熊猫的发现者是法国人。1869年，法国的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戴维在四川广安发现了熊猫。几千年来，当地的农民天天和熊猫在一起，但在科学上发现熊猫的人却不是中国人。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对动物物种分类的一套理论体系。
中时段影响变量的情况
去碳减排已成为世界潮流，这对未来世界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以及短期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否接受，去碳减排都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了。1970年代人们最担心的还是全球变冷，现在我们担心的是全球变暖。
技术进步是把双刃剑。技术进步对人类的影响很大。人工智能一方面给人类带来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会带来很大的风险。《危崖：生存性风险与人类的未来》中讲到了人的财富、信息、隐私等，人工智能的自我学习能力很强，还提到“一个误区：认为人工智能（AI）夺得控制权需要由机器人来实现。实际情况是，只要AI系统能够诱使或胁迫人们听从它的物理指令，它就根本不需要机器人。”
人工智能是一套系统，对人工智能的认识不能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它能控制人的财富，然后以此控制政治家、将军甚至国家，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风险。基辛格和谷歌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专家丹尼尔·胡滕洛赫尔合著了《人工智能时代与我们人类的威胁》（2021），书中阐述了这项新技术所带来的机遇和危险，也特别谈到了“必须对人工智能影响力加以限制”。
人口结构在发生变迁。人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其有两方面的结构：一是年龄结构，二是族群结构。
年龄结构方面是老龄化的问题，老龄化国家有日本、欧洲、中国。这些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低于1.5的国际警戒线，韩国更是低到了0.81。人口总量对财政、金融、创新等影响非常大。印度人口大概率会在2023年超过中国，成为全球人口第一大国。
族群结构方面，比如5年前美国新出生婴儿中一半以上都不是白人了，今年20岁以下的美国人一半以上不是白人。特朗普曾提出在美墨边界修墙，签发所谓的“限穆令”，即便他触碰了美国敏感的“政治正确”的问题，但最后还能当选总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在美国很严重。
但这个问题在欧洲更严重。根据皮尤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球人口中基督教人口最多，到2060年穆斯林人口占比将达到1/3，和基督教的人口一样。美国的极端白人至上主义里有一个所谓的“加速主义”，认为现行的体制不足以阻挡非白人对白人文化的侵蚀，必须通过暴力活动阻止，例如新西兰就出现了袭击清真寺的事件。
大国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大国力量对比就是产出的变化。在过去40多年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GDP从1980年不到美国的7%提升到2021年占美国GDP的76.95%。以至于在2004年的时候，重量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展望》上写了一篇文章，把技术进步因素和国家相对福利因素引入李嘉图-穆勒模型，他在论证中非常严谨地给出了一个模型，结论是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将让美国受到永久性的伤害。
该文试图从理论上推翻自由贸易造福各参与方的结论，认为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两国互相开放市场，最后一个国家获益，另外一个国家受到永久性的损害。
像萨缪尔森这样的经济学家都对自由贸易理论提出了学理上的质疑，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对于经济学来说，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克鲁格曼曾经说，判断一个经济学家是真经济学家还是假经济学家，就看他支持不支持自由贸易。
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限制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规锁”，二是建立平行体系或者是逐步地“脱钩”。我们国内目前生产口罩、鞋、服装、玩具这些商品没有问题，但是在高科技领域，明显可以感觉到有所限制。
“规锁”是规则之锁。拜登在竞选的过程中发表过一篇文章，把他的对华政策讲得非常清楚，美国要联合盟国、伙伴国制定一系列国际规则以阻止中国主导高科技、先进的未来产业，要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中低端。其中的规则体系包括WTO的改革，例如非市场经济扭曲问题、补贴问题、强制技术转让等等。
建立平行体系，就是在用规则约束不了对手的时候，另起炉灶，小院高墙、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通过拆台、架空、改组、扩建、新创国际组织等方式打造平行体系。
过去，外包往往是按着经济学原则，把产业链布局到成本低的地方，这样能获得更多的利润，而友岸外包则是以意识形态来划线，外包给自己的朋友国家，这对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世界市场体系的影响都是比较深远的。
去年5月份，在欧洲的一次会议上，美国财长耶伦和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都在谈友岸外包，所以友岸外包确实是真实地在一步步推进的，包括“印太经济框架”等。
美国华盛顿有一家非常著名的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做过一项研究。2018年美国国会扩大了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权与审查范围，并授权其必要时修改或阻止投资。PIIE研究了CFIUS的审查情况发现，2016-2021年只有4%的并购来自中国，但受审查量却占到了15%。中国的审查指数为3.7，法德加英平均不到0.5，日韩为1.5，新加坡为2.6，从中可以看到中美关系在经贸领域发生的变化。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新趋势：
美元霸权在削弱
美国从美元霸权中获得了很大的好处，这种好处是市场力量慢慢形成的，而不是强迫的。
但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正在发生变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14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统计，2020年底全球外汇储备总额12.7万亿美元，以美元计价的世界外汇储备资产比例连续5年下降，跌至59%，创下25年来最低。哈佛大学的教授罗格夫提出，近20年美国国债占全球GDP的比重持续上升，同时美国产出占全球GDP的比重却在下降，长期来看，这对美元的地位会有影响。这类似于19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的“特里芬两难”，我把这个现象称为“罗格夫双难”。
影响美元地位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欧盟这次在疫情期间推出了一个7000亿欧元的欧洲复兴计划。这7000亿欧元主要来自发债。在成立了欧央行、发行了欧元后，欧洲货币一体化一直做不起来的原因是没有统一的财政，这次以欧盟的名义发债后，在财政上迈出了一大步，以后欧元就有了一个类似美国国债的统一的可投资产品。这对欧元的国际地位会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最近两个多月美国及其盟国制裁俄罗斯，极大削弱了美元的金融力量。把俄罗斯剔除出SWIFT系统，冻结它的外汇储备，这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信心冲击很大。
另外，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在逐步推进。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美元、欧元、人民币三种货币共享荣光，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景。
未来预测与应对
现在我们的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但下一次大流行何时到来，这个风险值得关注。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位经济学家两年多前对疫情影响做过一项研究，结论是，爆发政治危机的风险会出现在新冠大流行峰值过后的两年，很多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出问题。现在，很多国家暴露出了财政问题、货币危机等，这值得关注。
世界经济下行压力的来源是美国和欧洲等国采取了货币紧缩政策。因为美欧CPI增长的速度很快，去年美国通胀达到9.1%，欧元区超过10%，所以必须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升至4.5%-4.75%的水平，3月份可能还会再加息25个基点。欧元区也在提升基准利率。
这会带来溢出效应，比如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现在斯里兰卡、加纳已经出现了债务危机，韩国、巴西等很多国家也都有爆发债务问题的迹象。
贸易保护主义也是世界经济下行的压力来源之一。大国博弈转向负和博弈。零和博弈是“我赢你输”，负和博弈是一方可以承受损失，只要另一方的损失比它大。友岸外包就是负和博弈，这会增加成本。WTO认为，从长远看，如果全球脱钩为两大独立的集团，将使全球GDP至少减少5%。
对于今年世界经济的走势，IMF在今年1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9%，相比去年10月上调了0.2个百分点；中国今年将增长5.2%，上调了0.8个百分点。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近18%，经过换算，全球增速上调的0.2个百分点里面大约有70%是中国做出的贡献。世界银行2023年1月10日《全球经济展望》的预测比较悲观，认为2023年全球经济将增长1.7%，比2022年6月预测下调了1.3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从2.5%降至0.5%。
最近这段时间欧美通货膨胀的势头有所缓和，似乎美国加息的速度也在放缓，强度也在下降。我们估计2022年世界经济增长2.9%，2023年增长2.5%，但不排除出现增速大幅下滑的可能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当前的国际环境和所处的历史方位，有一段非常精准的描述：“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报告里还谈到了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后面这几句话的分量很重。这句话对今天人类所处的整个历史方位做了非常精准的描述。
报告里面也讲到了，“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总的而言，我们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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