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资管风铃
题图:资管风铃微信公众号
一个多月前,亚太市场诞生了首只挂钩加密货币资产的反向ETF——比特币期货每日反向(-1x) 产品。
这只ETF的管理人,正是作为公募“老十家”之一的南方基金,在2008年设立的香港子公司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公司
诞生之初,这家机构意义非同小可。
因为这是内地公募诞生的首家境外子公司,标志着行业在经营主体层面的正式出海。
南方东英在产品端并不保守,甚至是香港市场首只挂钩比特币期货的ETF管理人;
要知道,华夏、嘉实、博时在港参与的首批比特币现货ETF,直到今年4月才得以获批。
值得一提的是,南方基金并不是南方东英的唯一全资股东。
作为南方基金的联营方,南方东英背后有一家名不见经传、持股30%的外部股东——“东英金融”。
东英金融相关主体曾在港股主板上市。
数年前,这只证券已低调更名,市值仅10亿港元。
作为这家公司第一大股东,且担任执行董事的柳志伟,如今却陷入了一场涉及公募机构的内讧。
纠纷发生在淳厚基金的前两大股东——邢媛、柳志伟之间。
淳厚基金是2018年,由6名个人出资发起的“个人系”公募。
三名自然人是核心股东——头号股东邢媛持股31.2%;作为二股东的柳志伟持股26%,第三大股东李雄厚持股21%。
另外三人李文忠、董卫军和聂日明持有其余股份。
淳厚基金股权结构图
看似稳健而分散的股权安排,却在如今留下一地鸡毛。
成立不到4年的2022年初,李雄厚和董卫军“不想干了”,协议将持股溢价转给二股东的柳志伟。
柳志伟抓住这次机会趁机改组董事会,一举拿下淳厚基金的控制权。
这显然是执掌公司的邢媛一方断不能容忍的,双方矛盾就此触发。
对峙期间,公司治理、展业选择、股东身份乃至个人间的债权关系等线索,均被搬上台面,成为拿捏对方的扳机点。
淳厚基金的此次内斗风波,正给行业提出了一个思考题:
当管理人因内部分歧导致在管产品信披等程序无法照常运转时,应该“由谁来及时话事”,从而让数百亿的在管规模得以安心受托?
不仅如此,此次冲突给行业埋下更深远的潜在冲击,或在于“个人系”公募机构的监管环境可能发生急转。
治理风险个案的暴露,恐将让本就处于下行期且生存困难的“个人系”机构,面临更加审慎且严苛的监管环境。
当更多有实力自立门户的公募人下海创业时,这会是他们不得不去掂量的事。
01
“东英系”倒戈
成立之初,淳厚基金的3名核心股东比例,大致维持在“3:2.5:2”。
这是个相对均衡的状态,没有谁能一股独大,。
难以料想的是,如今内讧的导火索,恰恰是第三大股东李雄厚的退出。
55岁的李雄厚是公募营销口的高管出身,曾挂帅过国海富兰克林等机构。
由于管理经验丰富,创始淳厚期间,不仅先后担任总经理、董事长,还召唤了国海的总助董卫军担任副总,并给予了10%的持股。
但到2022年,李雄厚与淳厚之间产生嫌隙,欲退出公司,董卫军亦在该时点辞职。
李、董二人退出时,欲转让所持的淳厚基金的21%、10%的股份。
作为二股东的柳志伟抓住了这个机会。
受让李、董的股份后,意味着柳的持股比直升到57%,掌握了淳厚基金的实际控制权。
柳志伟运作能力不可小视。
旗下以东英金融为核心载体的“东英系”,早年间就在港股长袖善舞,后来也不乏在A股市场频繁现身。
早在2008年,内地公募行业诞生的首家境外子公司——南方东英背后,就有来自东英系的参与。
“东英系”悄然扩张过程,昔日与柳志伟共事的一位资本大佬,及其背后的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前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校友圈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例如柳志伟彼时的淳大资产,与同样具有“五道口背景”的景林、证大,曾共同出现在长安信托、长安基金的股东名录里,一度接近染指控制权,柳志伟至今也是长安信托的董事。
拿下淳厚控制权后,柳志伟引入的两名独董张海、刘昌国,也均为五道口校友。
而后柳志伟又引入了中基协前秘书长贾红波、垃圾债闻名的暖流资产前总裁李银桂进驻。
以上一连串动作,很快遭到代表管理层的邢媛一方高调反弹。
出师不利的柳志伟,又欲将相关股权转让给“和合系”的林强。
然而林强与“和合系”却在数月后东窗事发,最终监管介入,宣判柳志伟先前的受让交易无效。
上述过程中,淳厚基金股权关系、董事会机制不仅一团乱麻,邢媛与柳志伟之间的分歧并未得消解,治理问题遗祸至今。
淳厚基金董事会迟迟无法召开,最终滋生了“定期报告缺少董事会保证、董事长签名”的行业闹剧。
双方对峙进一步白热化。
邢媛方面拿起柳志伟的“三重身份”直指司法监管套利,又将其“引入结构化发债团队”、“违规减持国盾量子”等旧事抛诸于众,发起对柳志伟等人的股东资质质疑。
柳志伟则解释着“三重身份”由来,一面将邢媛彼时也曾抽屉出售淳厚股权,甚至拖欠其数千万转让款之事悉数抖出;另一面则炮轰邢媛存在“一言堂”、“安排近亲管财务”等乱象。
僵局于此,尚无缓和。
02
马太冲击
淳厚基金的内讧僵局,既有一定特殊性,恐怕也对“个人系”公募生态构成潜在冲击。
由于金融行业具有更强的外部性,“个人系”机构在发起设立时,监管则往往希望能够保持相对均衡的持股结构。
保证相对分散的持股,能够防范个别股东“一股独大”,进而避免到正常的机构治理。
少数股东形成过高比例的持股,容易引发权力滥用和治理失序,导致个别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甚至持有人利益。
在淳厚基金此次风波中,设立时的股权安排看似具有“制衡”色彩,三位核心股东持股均未触及相对控股线,难以开展单边操作。
但在个别股东之间的共谋的“抽屉交易”下,一场尴尬的内斗却在行业中上演。
可见即便是相对均衡的持股安排,仍难有效杜绝“个人系”的治理失序。
从乱而复治的行业惯性看,“个人系”公募的供给首当其冲。
淳厚内讧这大概率会导致“个人系”公募设立或受让,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审查,例如股东资质、出资来源、股权架构、治理机制等,均将从严约束。
事实上,“个人系”机构在审批端已出现明显改变。
2015年至2022年期间,每年都会有“个人系”获批;淳厚基金诞生的2018年是“高峰期”,新获批的“个人系”多达8家。
但在2022月至今的近2年多来,再无1家“个人系”机构获批。
增量之外,还有存量。
注意的细节是,暖流的李银桂被柳志伟改组董事会并引入后,曾试图上马“结构化发债”。
对于基金公司而言,在规模萎缩、行业下行的疲软周期,转向“债基定制”等擦边球,甚至祭出“结构化发债”违规业态,其实背后充斥着现实主义的无奈。
龙头具有相对稳定的规模与资源储备,中小机构追求的则是“活下去”。
尽管债市持续高烧,可对渠道弱势的中小机构而言,利率债拥挤度走高,信用债则存在踩雷风险。
相反为委托行大搞债基定制,甚至通过专户帮城投发债,赚取稳定且基于牌照功能的“通道费”,反而是更加旱涝保收的选择。
结构化发债并非公募业务,尚需基金专户运作。(详见资管风铃2019年文章《债市的118工程》)。
那么此次风波,是否会加剧对“个人系”或中小机构专户业务的从严发牌,甚至引发对专户业务的合规检查,或许值得关注。
每场乱象的发生,都可能掀起加剧行业两极分化的马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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