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东升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
题图：翟东升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微信公众号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自有其韵脚。上一次全球化退潮，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了解决所谓德意志问题而掀起的两轮世界大战。2008年以来的全球化退潮，盎格鲁撒克逊人又将其矛头指向了我们，世界迎来又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多年前，我与一批相关领域的华人学者就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政策展开了研究。我在研讨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要理解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产业和金融，必须先理解其政治、社会和文化。因此，在研究中我主动承担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兴衰的非经济因素部分的写作，本文是基于当时写的一些随笔和感悟集结而成。以史为镜，以德为鉴，方能沉着应对。故不吝浅陋，特将我个人的若干思考和笔记拿出来供朋友们批评探讨。
德意志道路的特殊之处
纵观过去两百年来的全球工业化浪潮，由于革命性技术的渐次进步，工业文明经历了波浪式扩散和迭代演进的历史进程。后发国家既享有某些后发优势，比如学习模仿的成本较低，较少路径依赖因此更容易抢得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先机等等；也面临着某些先天劣势的限制，比如全球市场和殖民地份额已经被先发国家瓜分完毕，国力赶超过程会引起先发国家的围堵和打压等等。因此，后发工业国要实现从模仿到赶超的突破，其发展模式往往不同于先发国家，而必须适应自身民族和时代的特点。英国在19世纪前期实现第一轮工业化之后，欧洲大陆和北美开始模仿并力图反超之。在19世纪末，美国和德国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而实现了对英国的成功反超。如果说美国对英国的反超主要靠规模优势的话，那么德国对英国的反超则主要靠质量优势：比英国更质优价廉的产品、更高水平的教育与科研、更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而高质量发展和国力反超过程中，德国表现出的一系列特殊性，被当时和后世的学者概括为“德意志道路”。
整体上看，德意志道路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德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王朝政治的特殊性对其发展道路的选择影响深远。德意志民族将实现和巩固民族统一的历史进程同经济的工业化及人口的城市化进程融为一体。工业化之前，德意志民族处于封建邦国林立市场严重割裂的状态。工业化的德意志民族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来提升其经济竞争力，而工业化又赋予了其中最有尚武传统的邦国普鲁士以强大的现代化军事能力，打败了德意志民族的内部竞争者奥匈帝国和外部邻国丹麦与法国，实现了民族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内政中，新并入治下的地区有待完成政治整合，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又急需调和。为了维护霍亨佐伦王朝的政治统一和稳定，德国统治者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强化国族认同，从而避免社会内部的对抗和分裂。这种策略固然起到了设计者所期望的政治效果，但是也为此后的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对外政策埋下了伏笔。
其次，德国教育和科研体制为其反超英国赢得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深层动力。与英国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相反，早在德国统一之前的一个世纪里，普鲁士就已经在推动强制性的、高强度的义务基础教育，从而为德国产业发展提供了大批高质量劳动力。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出资设立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大学，而其理工科教授岗位的大量创设也开创了很多前沿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学科。德国企业也竞争性地创办实验室，从而把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成果与工业生产紧密结合起来，藉此，德国制造在第二轮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
其三，德国通过积极的社会改革以避免政治革命，探索出福利国家的道路。欧洲工业化带来的底层无产者规模持续扩张和政治革命压力，以及德国社会工党影响力的持续扩张，触动了俾斯麦为代表的德国容克贵族统治者，迫使后者主动拥抱社会改革以避免革命。在此背景之下，德国逐步建成了全世界第一个福利国家。福利国家既缓和了德国的阶级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团结，也有利于扩大和升级其本土市场的总需求，从而提升其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打造出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经济体系。
其四，外交政策从韬晦防御和欧洲均势向全球扩张争霸转变，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国运转折的关键所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头二十年表现出防御性的国策，其对外政策执行精巧的欧洲权力平衡，其地缘政治目标也仅限在欧洲大陆上抑制法国的报复和俄法结盟的潜在威胁。而随着俾斯麦的下野和德国工业革命的成功，这一政策被威廉二世废弃，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勃勃的世界政策，掀起造舰狂潮并要求获得“日光下的地盘”。从保守向激进的这一国策转变导致英德这一对持续了两百年的盟友之间反目成仇，最终在欧洲形成英法俄之间的反德大联盟，从而决定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大战略层次上的失败。
历史主义与民族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主义构成了德意志民族的思想底色，对于德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理念具有重要的型塑作用。德意志民族主义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狂飙突进运动。伴随着法国启蒙主义、政治大革命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法国的政治自由主义给德意志各邦国的政治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源自法国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和政治普世价值，对于德意志民族而言，是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帝国的意识形态之矛，刺向包括德意志民族在内的欧洲大陆各个角落，在带来政治变革动能的同时，也迫使后者屈服于高卢人的权势。来自法国的政治自由主义和来自英国的经济自由主义，其共同点是强调个人价值本位和自诩普世的理性主义启蒙精神，而正是在对这两大外来强势思潮的反动之中，宗教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德意志民族主义获得自身的生命力。德国知识界用浪漫主义反抗理性主义，用历史主义反驳自由主义的所谓普世规律，用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来反对个人价值本位。这种思想文化的独特性帮助了德国获得相对于先发国家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创新勇气。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初，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已经同政治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强烈地反对“天赋人权”，反对个人自由，并开始成为服务于霍亨佐伦王朝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
这种民族主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思潮，表现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德国学界著名的历史主义。所谓历史主义，就是拒绝承认普遍适用客观规律的认识论价值，而是强调对任何对象的理解必须放进它自身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国情中去理解。在经济学领域，历史主义经济学便构成德国学派挑战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学术发展脉络。最初可以溯源自李斯特的德国历史主义经济学为德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提供了理论自信和智力支持。在其鼎盛时期，历史主义经济学对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学术和政策影响力非常显著，也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家。与之相比，今天声名显赫的奥地利学派仅仅是在德语文献中作为支流和边缘角色来与之辩论。
霍亨佐伦王朝长期以来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促进和维护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和政治稳定，通过强调德意志民族的独特价值来塑造国民对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认同度和自豪感。民族主义的确起到了促进社会团结、维护王权、提升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政治功能，但是与民族主义热潮相伴随的就是建设一支德意志大海军和海外殖民扩张的地缘政治诉求，以及为此而积极鼓动奔走的若干利益集团。德意志民族主义走向极端之后所衍生出的“民族生存空间论”“种族优越论”“战争合理论”等流行思潮，最终反过来绑架了德意志帝国的权力核心，驱使德国走向了世界大战的不归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再次战败之后，在战胜国所要求的社会改造中，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理念、口号和记忆被系统性地从大众传媒和教育体系中抹除掉了。
国兴科教与德意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研究英德两国之间的产业竞争力之消长，教育的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先行指标。按照《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第五章）》的观点，教育对于经济产业竞争力的支持可以分为以下四下方面：普通国民的读写算能力，工匠与技师的技能，工程师将科学原理与应用实践相结合，先进科学知识的发现；它们分别对应着从基础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工程人才培养、科学探索等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环节。《剑桥欧洲经济史》认为，除了第二方面之外的其它三个领域，十九世纪的德国都做得远远好于英国。
在初级教育方面，自由放任主义泛滥的英国将私立教育视为理所当然，迟至1880年英国小学教育才成为强制性的义务。此前，只有一半英国儿童接受小学教育，且逃课率很高，其中又只有25%能升入初中。由此可见英国政府对基础教育并不重视。相比而言，德国的教育制度源自如下信念：学校教育是社会大厦的基石，国家不仅有义务教育其公民，而且会从中获得竞争优势。通过教育，公民会在道德和能力方面都获得提升。与普鲁士对其士兵进行严格训练的传统相一致，德国学校的纪律很严，要求学生重视清洁、礼貌和纪律，学习任务较重，被批评为“填鸭式”教育。
英国迟缓而发育不良的技术科学教育与德国充满活力且早熟的技术学校体系之间的优劣对比是不言而喻的。英国引领的第一轮工业革命，主要是受其掌控的全球市场需求拉动的，供给侧主要依靠经验丰富而有发明天赋的工匠技师不断改进传统工艺而获得的成功，这些人未必受过多少正规教育。正因如此，英国人的观念中非常重视天才和天赋而不是后天的国民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把普通人变成天才，而是让那些有天赋的人得以自由成长、脱颖而出。英国社会普遍怀疑科班出身者的实际工作能力，英国企业给予科研人员的待遇也远远落后于德国实验室研究人员的水平。英国教育质量差和社会需求方对文凭价值的质疑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在19世纪的英国社会，流行的是读书无用论而不是文凭崇拜，是“商人思维”而不是“工程师思维”。英国家庭普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职业文官，过上绅士般的乡村生活，从事金融贸易领域的工作，而这些行业需要的是人文领域的所谓“博雅”教育而不是工程师教育。相比之下，德国制造业急切地摆脱早期对英国荷兰法国技师的依赖，视之为国家之耻，他们将科技培训体系视为繁荣和增长的基础与希望。早在统一之前，德国各邦国的王公贵族们四处网罗技术专家学者，建立竞争性的学校研究机构，企业家则为其毕业生提供奖金并将他们安排到企业中位高权重的岗位上。德国大企业往往拥有百人以上的实验室，连小企业也群起效仿。
在大学教育和科研上，英国的大学多数是教会创办的college，而德国的大学则是由政府从国家战略考虑而创办的university，公共财政预算是这些大学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在德国统一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全德意志地区一共创建了80所柏林大学模式的综合性大学，其目标是多学科地探索世界的真理而不是实用化技术的教学。在德国，教授的头衔很难获得，只有新知识的创造者才能有此殊荣。德国各邦都竞相慷慨资助一整套完整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实验室，且相互竞争高水平的杰出教授。这种竞争抬高了教授们的谈判地位，最终形成了教授治校的德国大学传统。政府不干预大学的日常经营，因为大学被视为“科学研究者的共同体”，有严格的成就原则和科学自由精神。德国大学的另一特点由哥廷根大学开创并被其它德国大学追随，即设置了很多理工科的教授岗位，理工科从哲学里分离出来不断扩张，而神学教授岗位却不断萎缩。
正是因为德国教育体系对英国自由主义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否定和超越，德国才有可能凭借其人才和科研优势在第二轮工业革命中反超英国，后来居上。
社会保障网络与国内团结
霍亨佐伦王朝实现对德国的初步统一之后，国内政治团结和王朝秩序稳定面临两种挑战，一是新纳入到王朝治下的邦国需要进一步整合，二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尤其是在巴黎公社运动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之下，王朝统治者对工人运动的忧虑主导了此后的许多内政考量。为了维护霍亨佐伦王朝的政治统一和稳定，具有容克地主背景的官僚、知识分子和宗教力量在德国政治中扮演了超阶级第三方的角色，他们试图通过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福利国家建设来团结所有国民，从而避免社会的对抗和分裂。目睹无产者的骚动将把整个现存统治秩序带入革命的漩涡，他们主张部分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平衡现存社会集团之间的不平等，并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基督教神职人员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礼崩乐坏和社会极化，试图搞一场“反贫困的十字军远征”，以便在城市人口中重建基督信仰。因此，从1840年代起，官僚、学者和基督教势力就在共同推动劳工福利运动，设立地方性储蓄性保险基金，建立医疗抚恤金，广泛宣传公益理念。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后，这种力量发展为“讲坛社会主义”：既反对革命主义，也反对自由放任和利己主义，主张德国应该走一条新教伦理、道德原则、公共福利和社会公正为方向的文化国家的发展道路。
1869年“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的发生，引起了俾斯麦读无产者革命夺权的恐惧。1873年至1896年漫长的经济萧条，加速了两极分化的社会裂变。政治上偏保守的德意志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是宰相府中的常客，他所提出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纲领鼓励了俾斯麦政府的行动。瓦格纳曾仔细研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认为“社会民主工党”的绝大部分理论是有道理的，而且“只有现在进行统治的国家政权采取措施，方能制止社会主义运动的混乱局面，办法是由政府去实现社会主义诉求中看来合理的、并能与国家社会制度相一致的东西。”[1]
俾斯麦通过“皮鞭加糖块”的两手对付工人运动：一方面用1878年的《非常法》来打压“社会民主工党”，另一方面用社会保险立法[2]来赢得工人阶级对这个政权的好感。但是，其政策并不成功，不足以抑制社会民主工党的政治崛起。因此在威廉二世上台之后，认为“皮鞭加糖块是一种愚蠢的结合”，唯有废除“非常法”，社会保障制度才可能有助于改变工人阶级对国家的态度。威廉二世大胆起用“讲坛社会主义”派官僚担任主管社会问题的内政部国务秘书，制定了“星期日休息”“禁止雇佣童工”“11小时工作制”，建立劳资仲裁法庭等劳动保护立法，并最终在1911年通过《职员保险法》，将社会福利网络扩大到包括白领阶层在内的所有受雇者阶层。
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当时所独创的社会福利网络，不仅扩大了国内总需求，更推动了医药和医疗器械制造业的大发展，而且消除了阶级斗争引发政治革命的风险，甚至在1914年开战之际让“社会民主工党”喊出了“为祖国而战”的口号，有利于德意志对外战争力量的动员。这种政策路径，在1930年代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也被再次采纳。
德国海权梦想与“世界政策”外交
德国统一之后的头二十年，俾斯麦的外交政策表现出韬光养晦，维持有利于德国和平外部环境的欧洲均势，他在海军建设和殖民地扩张方面并未投入多少精力和财力。1890年，俾斯麦被迫辞去宰相职务，其继任者卡普里维宰相推行了与俾斯麦政策大相径庭的所谓“新路线”，其最大恶果就是破坏了俾斯麦二十年的外交努力：确保俄国中立，努力防范法俄两国形成反德同盟。卡普里维拒绝与俄国续订《再保险条约》，使得走投无路的俄国只得向一直寻找对德复仇机会的法国发出交好的信号，这样德国不仅失去了俄国这个可能的重要盟友，而且也让法俄结盟的噩梦成真。而之后刚愎自用的威廉二世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政策，掀起海军军备竞赛争夺海洋霸权和全球殖民地，推动英国最终加入法俄同盟组成三国协约集团，直接对抗德意奥的三国同盟集团。
威廉二世时代的德国之所以抛弃俾斯麦时期的外交政策，推行世界政策争夺海权与殖民地，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为皇帝本人的儿时梦想或者身心缺陷带来的病态虚荣，而必须看到政策变迁背后更宏大有力的政治经济理由和历史必然性。
首先是德国工业化的成功使得其出口占全球的百分比达到了10%以上的水平。生产能力的过剩与国际国内总需求的不足，导致了1873年之后长达一代人的经济萧条和通缩。争夺国际市场、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原料供给、保护海洋航路，是一个正在实现工业化反超的全球性贸易大国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次，霍亨佐伦王朝长期以来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来促进和维护自身政权的统一和政治稳定，但是走向极端之后所衍生出的“民族生存空间论”“种族优越论”“战争合理论”等流行思潮反过来绑架了德意志帝国的权力核心，剥夺了他们的决策回旋余地。
其三，扩张主义的政策理念背后，是一系列具体的利益集团和政治组织在积极推动。泛德意志协会、海军协会等社会政治组织得到了市民阶级的积极参与，因为陆军通常被容克地主所把持，而市民阶级的子弟则可以在海军中获得事业前途，他们的工商业利益也需要殖民扩张来打开市场空间和资源供应。克虏伯、施图姆等垄断资本集团则从德国的大海军建设中获得很大的商业利益。
当然，威廉二世本人显然也是关键因素之一，他对巨型舰队和海权的狂热追捧，对国际地位和荣耀的偏执，对民族主义的利用和对上述利益集团的放纵，都是导致德国走向世界政策和英德反目的重要因素。但是另一方面，威廉二世对军政大事始终抱有一种颇为幼稚的态度，拥有一半英国王室血统的他一直幻想英德之间最终能以一个比较有利于他的条款结成同盟，大海军的建设在他心目中仅仅是欧洲大国王公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游戏筹码而已，而不是关乎数百万年轻人和各大王朝生命的“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因此，即便全面开战之后，他也未能下决心派出其举行舰队的主力主动出击寻求同英国皇家舰队的海上大决战。
德意志第二帝国非经济方面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吸取的经验教训：
第一，科教兴国战略，国家对国民教育和基础科研投入巨资，这是后发国家实现产业反超的关键因素。
第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建设，对于维护国内团结和稳定，扩大国内总需求，促进科技进步有着一举多得的作用。当然，考虑到今天中国的国情，应该把福利保障的重点放在婴幼儿和年轻人身上，而不是给中老年人群体提供高福利。补贴婴幼儿和年轻人是对民族未来的投资，而补贴中老年人将是财政无底洞。
第三，主动塑造有利于我的国际统一战线对于国运非常重要。德国的整体国力起点较低，其战争实力尽管相对于法国有明显优势，对英国也有所反超，但是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全球帝国（美英）力量的联手还是有很大差距。1900年前后，英德之间曾经反复接触，试图在远东和非洲等地区利益争夺中谈判结盟，但是德国并没有紧迫意识，而是试图待价而沽，获得更好的谈判条件，结果丧失结盟机会。2008年至2011年，中国曾经错失与美国的“G2”，也曾坐视日本鸠山由纪夫所提出的中日亚洲新道路战略动议胎死腹中，殊为可惜。
第四，战略的核心在于取舍，有舍才有得。陆海复合国家的地缘政治处境存在先天的两难，很容易在陆地和海洋两大战略方向上难以取舍，往往选择齐头并进，其结果是由于有限的财政资源而无法在任何一个方面成为最强力量。如果德国放弃在海权上的投入，而是集中在陆军的发展上，那么英德之间的联盟传统很可能得以保存；即便由于德国在欧陆一家独大而未能避免英国投入反德一方参战，德国也有较大机会在一战中彻底击垮沙俄和法国，从而达成类似于拿破仑战争1809年的局面：彻底掌控欧洲大陆，与海峡对岸的英国长期对峙。中国的大战略应考虑适度集中力量，在陆权海权制空权制天权中有所取舍，确保有至少一项是无可匹敌的。
第五，为政之道，在于中庸和平衡。民心可用，但执政者对民族主义和大众情绪的利用应该有一定限度，否则很容易被其极端化倾向所绑架乃至反噬。大众舆论存在极端情绪性的一面，一经动员，容易失控。对与之相关的军工复合体和资本集团的利益动机和行为边界，也应有所约束。
第六，无论是德国决策者，还是其对手，甚或大众舆论，对于战争的潜在风险和惨烈程度估计严重不足。一战爆发之际，参战各方的舆论普遍乐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人们总是被晚近历史经验所催眠。大的霸权更替大约是以百年为周期，因此大体上每百年左右都会发生一轮惨烈的大国争霸之战，而期间的则是霸权相对稳定的长期和平。其机理类似于大地震的周期性爆发。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世界历史进入了英国（海洋霸权）之下的和平周期，此后百年虽偶有战争，其持续时间、惨烈程度和生命损失都是相对有限的。由于人类的生命和记忆周期大约在70岁左右，所以到十九世纪末，各国政治和战略精英对1791-1815年欧洲战争的暴烈和代价没有切实体会，他们普遍地用德意志统一战争的那种短暂而完美的战略机动和策略运用去想象未来并以此为依据规划期军备竞赛，殊不知自己即将拥抱的是一场以千万人口和几个王朝的生命为代价的旷日持久的大决斗。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冷战和后冷战时代都以人类整体和平为特点，今天的决策者在规划和想象未来的大国争斗之时，即便是战略学界也极少人会想象大国间核生化武器的殊死搏杀，而是将美苏之间经济竞争和军备竞赛作为参照系。具有悲剧和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刻舟求剑的、缺乏历史感的思维模式，恰恰可能将人类命运引向他们最害怕看到的那个方向上去。
[1] 李工真专著第65页。
[2] 1883年《医疗保险法》1884年《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年《老龄-残疾保险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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