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东升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
题图：翟东升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微信公众号
凭借大革命所动员起来的史无前例的法兰西民族主义和他本人非凡的军事天赋，拿破仑旋风般地建立起他的帝国，直接或者间接地统治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人口和地域。然而更令人惊叹的是，短短数年间这个欧洲帝国便土崩瓦解，而他本人也被放逐远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历史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拿破仑那失败的大陆封锁体系是理解其戏剧般的兴亡史之关键所在。但是，大陆封锁政策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是根本方向性的错误还是操作性的失误？他的失败为后世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何种教训？对于这些问题，200年来的学术界似乎并没有提供充分而明晰的回答。[1] 本文将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拿破仑大陆封锁政策，从而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的出发点并不仅限于探究和反思历史的知识兴趣，而更在于为今天及后世的经济战理论积累若干基于历史经验的思想线索。在大国间全面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可想象而世界秩序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21世纪，经济战的现实可能性和研究必要性都大大凸显出来。但是相较于军事方面的战略理论成就，对经济战，即关于使用经济手段替代全部或部分暴力手段达成政治目的的斗争行为的研究显然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在其较为丰富的政策实践土壤中培育出了若干试验性的理论幼苗，比如围绕制裁和禁运的政策有效性问题的探讨。[2] 制裁中的一致性和脆弱性问题是这些研究得出的核心命题。然而当我们将这两点运用到拿破仑大陆封锁体系的实战过程中去验证的时候，这些命题的适切性和解释力并不能令人满意。拿破仑显然非常看重对英制裁的一致性，否则他也不会发动1812年的征俄战争；拿破仑对于英国的脆弱性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后者对贸易的高度依赖。尽管有了这两点，拿破仑的对英经济战仍然失败了，这说明关于制裁和禁运的现有理论观点存在解释力方面的缺陷。作为一种替代或者补充性的主张，本文认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压力的波动性而不是压力的绝对值，只有把这一点纳入考虑，拿破仑大陆体系的失败才能够得到更透彻的解释。
大陆封锁政策的起源、过程与后果
英法两国的矛盾由来已久。17世纪起法国成为欧洲大陆的霸主而英国则逐步树立起自己的海上优势，至18、19世纪英法两国在争夺海洋、殖民地范围和世界霸权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较量。使用经济制裁来打击对方的做法在波旁王朝时期便已非成为双方相互间政策工具中的常用选项。
1798年督政府时期，拿破仑就提出了打击英国的三个方案：第一种是直接入侵英国本土；第二种是举行一次切断英国和东印度之间贸易的东征，即远征埃及；第三种方案的完整形式便是之后的大陆封锁体系。然而，前两种方案都是以制海权为基本前提的，1806年特拉法加海战中，法西联合舰队全军覆没，使得上述第一和第二种方案都失去了成功的希望，因为“拿破仑已无海军力量可用，只能希冀完全基于其欧陆帝国的大陆封锁体系困死英国”。[3]
法国对英禁运政策尽管能对英国的商业利益造成一定伤害，但是由于英国可以通过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得到补偿因而其损失有限。为放大政策效果，拿破仑上台后法国力争所有大陆国家的支持以联合对英封锁，到1804年法国对英国的经济封锁已开始超越了商业性质的范围，大陆封锁制度初见端倪。此后，拿破仑通过一系列对外征战控制了欧陆大部分沿海地区，从而控制了欧洲大陆与英伦三岛之间的商品运输线路，至此，实行大陆封锁制度的条件基本成熟了。[4] 通过一系列敕令和条约，包括1806年11月颁布的《柏林敕令》，翌年的两道《米兰敕令》和《提尔西特和约》以及1810年的《枫丹白露敕令》，拿破仑逐步建立和完善他的欧陆对英封锁政策。[5]在表一，作者根据若干史料文献整理出大陆封锁政策在此数年间的演进过程，包括其政策背景、内容和效果。
表一：大陆封锁政策的形成和演变过程
制裁与禁运总是双刃剑，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也不例外。该政策的实施一方面打击了英国经济，另一方面也给法国本土和欧洲大陆带来很大的政策后坐力。
首先，英国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在拿破仑新增的敕令严控英国对欧陆走私活动以及美国加入封锁体系后，英国的进出口额剧减，且因粮食严重短缺而发生饥荒。此外封锁政策加速了1811年经济危机的到来，扰乱了英国的信用市场，引发了大量工人暴动，英国政府面临内忧外患，近乎穷途末路。[6]
其次，对法国来说，大陆封锁制度一方面保证了国内工业品市场免受英国商品的竞争，同时又把几乎整个欧洲大陆都变成法国工业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使法国工业得到很大的发展。[7]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国民收入主要来源的法国农产品和部分工业产品失去了英国及其殖民地这一庞大市场。而原料依靠进口的工业部门和一些需进口的消费品和海关关税收入也受到影响，致使民众不满和财政收入减少。[8]
最后，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该政策对欧洲大陆国家的影响。大陆封锁制度将英国工业品驱出大陆，本应该促进欧陆各国工业的发展。但是拿破仑“法国高于一切”的政策，强迫各国接受不平等的商务条约并承担大陆封锁制度带来的绝大部分损失，沉重地打击了欧陆国家的农工商业[9]。因为对英贸易的人为中断，欧陆各国的出口收入剧降，进口消费品（比如英国产的价廉物美的棉布）严重短缺，引起了欧洲各国各个阶层的不满。正是由于该政策的收益和成本在法国和其他欧陆国家间的分配非常不均衡，拿破仑不得不反复使用战争手段来维持这一体系，从而消耗了大量的军事和政治资源，最终导致拿破仑帝国的溃败。[10]
拿破仑大陆政策所体现的若干错误理念
大陆封锁体系之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并最终遭受失败，是由于拿破仑自身抱持着若干错误理念，其中一些源于经济知识的缺乏，另一些则源于对当时的欧洲政治经济格局和发展趋势的误判。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对暴力和管制的迷信和对市场力量的轻视。初看起来，市场似乎是易于管制的——派几个执法人员或者士兵去港口查扣、征税、没收便可将英国商品阻绝在外，但市场长期扭曲的结果是在管制之坝的内外两侧形成巨大的价格落差，它带来的政策阻力是累积性的，并且有很强的渗透性和风险性。市场之性如水，似弱实强，似无实有，散则阴柔，聚则汹涌，狎之者易溺，轻之者易覆。拿破仑不识市场的“水性”，一味用强，逆市场之力行事，用武力和强权来建立围堵市场运行的大坝，结果短短数年间大坝自身不断断裂崩塌，出现了西班牙（1808-1812年）和俄罗斯（1812年）两个大决口，最终导致其全面崩溃。
第二个问题在于他重视贸易，却不理解金融在国家间斗争中的重大作用。借贷、票据和货币问题其实关系到他与英国政府之间决斗双方的资源汲取能力，他却未将这部分内容纳入大陆体系中去。由于仅仅看到贸易和货物流动的重要性而没有看到信用关系的重要性，在他试图用封锁来榨干英国的经济实力的同时，却保持着英国金融触角在欧洲大陆借贷吸纳的自由，甚至允许英镑继续流通在欧洲大陆。[11] 这相当于在自己与对手的身体上接通了一根导血管，自己在无意中帮助着敌人一起对付自己。
第三个问题在于他抱持着重商主义对黄金的迷信，在对英国经济战争中选择了错误的着眼点：吸干英国的黄金储备从而迫使英国政府破产。[12] 但问题在于：金本位制对于国际贸易有着天然的调节和平衡作用。随着英国黄金的减少，英国本土商品价格越来越便宜，价格机制导致国外对英出口越来越难，而英国对外出口越来越容易[13]。所以，试图通过重商主义贸易来榨干英国的黄金储备从而令其破产，这是从根本上违背市场逻辑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决定了拿破仑对英贸易政策必然无功而返。
四是他自身的政治认同和定位没有与时俱进。他试图动员整个欧洲大陆的力量来对抗英国，却在内心和政策实践中仍然固守自己“法国皇帝”的定位，试图在维持对英国商品禁入的同时，建设一个等级制的、有利于法国制造业的欧洲市场，也就是说，他要欧洲各国市场向法国单向开放，而法国市场向欧洲工业封闭。这种错位导致了他的大陆政策在手段和目标之间的内在矛盾和紧张。假如拿破仑在大陆封锁体系中不是那么贪心，不是那么损欧陆而肥法国，而是将对英封锁带来的好处多分配一些给欧陆各国，或者让法国稍微多承担一些政策成本[14]，那么后来的历史进程将大不相同。
一个内部相对公平的欧洲贸易体系在把英国排除在外的同时也能为拿破仑在欧洲的统治维持较强的合法性。它可以让拿破仑政权与欧洲各国的统治阶层形成共同利益，并在各国内部扶植起一批亲法的新兴社会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的大部分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法国主导的欧洲大陆政治经济格局本来也可以持续下去，在其后的一二十年间法国最终彻底击败英国也确实有较大可能[15]。但是问题归根结蒂在于拿破仑对于欧洲大陆各国的基本态度：过去的敌人，今天的被征服者，应当用何种态度来对待之，是作为牟利的对象还是改造后合作的伙伴。拿破仑没有显示出足够宽广的心胸，没有在自己的定位上“与时俱进”：他把自己看作是法国的皇帝而不是“欧洲皇帝”。
拿破仑大陆封锁体系的战略目标总体上是含混不清的：究竟是要通过大陆封锁政策击败英国，使其内部动荡从而改变敌视法兰西的政策？还是要通过该政策帮助法国垄断欧陆各国的工业制成品市场，最终帮助法国实现工业化赶超？如果目标是前者，即以经济市场手段实现政治和战略目标，那么就应该多让利给欧陆各国，巩固统一战线。如果是后者，即以政治和战略手段服务经济和产业目的，那么就应该适度控制同英国的冲突力度，争取时间让法国本土制造业在欧洲大陆市场的滋养下稳步成长，最终赶上英国的工业化水平。拿破仑的政策目标似乎是在这两者之间游离折中，甚或同时实现两者，却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以其有限的军事、政治、经济和行政管制资源，无法同时实现上述两个存在内在紧张的目标。
关于经济战中压力及其波动的思考
抛弃或者修正上述错误理念能够大大改善拿破仑对英经济战中地位，但是还不足以确保通过经济战实现政治目的：摧毁英国对抗法国的政治意志和实力基础。要做到这一点，恐怕还需要更深入地思考经济战中的核心问题：如何对对手造成不可承受的伤害。
关于经济战的传统思维是：经济制裁造成压力，当这种压力足够大以至受制裁方不可承受的时候，受制裁方将不得不改变其政策，某些情况下可能导致受制裁方的政府或者政治体制崩溃。这种思路背后存在一个问题：社会有机体自身具备对经济压力的调整和适应能力，这种调适能力将导致制裁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边际效果递减。受制裁国政府、社会或市场的自我调整机制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对英粮食禁运会导致英国国内粮食价格的抬高，从而导致农民在政府或者市场的鼓励下扩大种植面积，或者通过渔业、牧业开发替代性食物；又比如对英国棉织业实施制裁后，棉布供给过剩、价格下跌，英国纺织业必将通过减少投资、遣散员工、减少商品生产来控制成本。生产企业固然会亏损，银行也的确会出现坏账，但并不至于全面经济崩溃，而稍假以时日，市场会在新的条件（制裁和禁运）下找到新的均衡。正是由于这种自我调整和适应机制的存在，纵观历史上的制裁和禁运案例，假如制裁方没有在威胁实施或者刚刚实施制裁的时期有效地迫使对手让步，那么通常很难依靠时间的推移而获得成功。因此，经济战成败的关键之处在于战胜对方内部的自我调整机能，主要思路就是在短时期内出现巨幅的市场波动，即价格的暴涨暴跌，导致资本与劳动力等各种资源产生严重的错配和浪费，进而导致经济体内信用链断裂，出现大面积的倒闭、通胀、失业和社会动荡。
这样，我们提出关于经济战的一种新思维：核心问题不在于压力而在于波动性。理解这一点需要诉诸生活常识。当我们试图徒手拗断一根粗铁丝时，正确的办法是找准某个特定位置，反复扭动使该部位疲劳断裂，而不是用蛮力拉拔两段或者挤压中间。同样，在通过经济战来改变对手的政策或则打击对手实力时，我们也应当通过“扭动”而不是单纯的“挤压”来实施制裁。或者再次借用上文关于市场和水的类比。经济战同直接的暴力冲突的差别在于：决斗双方是在水中而不是在陆地上。陆上的决斗靠的主要是力量、速度以及抗击打能力，而水上的决斗则很大程度上靠水性，看谁能把对方先淹死。要让对方失去平衡，就是要掀起大波浪来，而这不是靠蛮力而是靠共振技巧。商品价格波动。供需波动，汇率利率的波动，各种波浪纵横交错。通过自身的力量将不同的波峰波谷汇聚到对手的身边形成共振，才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政策效果。经济战靠的不是消耗掉对方身边的水（这在一个开放或半开放的世界经济中是几乎不可能的），而是让对方在巨大的突然的波动中呛水。所以，在经济战中恰恰不能一味打压，而是要推波助澜，其中包括在上升期的“哄抬”和下降时“打压”，从而制造或利用不利于敌而操之在我的供求波动。这就需要政策执行者对整个国际价格体系中波动的时机、结构、影响的深入把握，寻找好时机来发动经济战，方可事半而功倍。
从这种思路出发，拿破仑不应该从一开始就对英国实施禁运，而是先寻求相对和平与相互开放贸易。然后，利用其帝国的财力和信用，向英国低价倾销粮食，并大规模抬价收购、储存英国棉布。这样的政策组合将导致英国国内的工业出现大规模的扩张，大量的信贷、劳动力都投向棉纺织业，而英国粮农将因为无利可图而转种其它作物。该政策持续数年后，突然在某个冬季，联合尽可能多的主要经济体，包括欧洲大陆各国和南北美洲，宣布对英国全面禁运粮食和棉布，并宣布对英国所有公私债务作废。此举导致英国粮食供应出现明显缺口，价格暴涨，带动通货膨胀率上升，生活成本上升；棉布供给严重过剩，价格暴跌，大规模的裁员、破产，信用链条断裂。为了控制通胀，英国政府必须收紧银根；但是为了减少失业和倒闭，政府必须放松银根，这样就把英国政府推进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对于普通英国民众而言，丢了工作，生活成本迅速抬高，两大因素使其普遍陷入贫困，面对寒冷困顿的冬季和青黄不接的春季，生存成为最紧迫的问题。而所有这一切噩梦的根源，在于英国政府同拿破仑作对的欧陆政策。在此背景下，当城市贫民、爱尔兰等地的分离主义势力、陷入破产境地的棉纺业和银行业等各种英国内部力量加入到抱怨、抗议和反对的大合唱中之后，英国政府将很难再维持对抗性的欧陆政策。
使用波动性的视角来解释经济战成败，也可以将制裁的一致性问题纳入进来：只有形成了尽可能广泛的统一战线，确保对方难以找到替代性的市场供求，才可以制造巨大的经济波动，破坏或压倒受制裁方的自我调适能力。因此，制裁措施不在于持久，而在于多方步调一致同时发难，以使供需波动充分。反观拿破仑的大陆封锁体系，他从来没有真正做到过建立最全面的统一战线。1806年时，俄国和美国没有加入。俄国根据《提尔西特条约》加入后不久，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又相继叛离。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叛离导致了整个拉丁美洲市场向英国商品开放。当1810年底拿破仑好不容易地把美国拉拢过来时，俄国又很快弃他而去。由于这种制裁的一致行动方的覆盖面不够广，所以英国商品总是可以找到替代性的市场，从而熨平或者说减缓了大陆政策对其经济和社会形成的冲击。按照波动性观点来修正当时的对英经济战策略，拿破仑应当寻找时机协调各国的政策并在英国市场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集体发难，由此而形成的冲击力很可能超过英国政府和市场的承受能力，从而实现目的。
表二：不完整的对英封锁：各国加入和脱离大陆封锁体系的时间
结论
通过对大陆封锁体系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拿破仑个人欠缺对市场规律的深刻理解，也未能与时俱进地准确定位自身在欧洲政治中的新角色，由此而产生了政策目标和手段之间的背离，这正是他的帝国很快崩溃的关键原因之所在。拿破仑大陆体系也激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经济战的内在规律：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对他国所构成压力的绝对值，而是这种压力的急剧波动性和在对方社会脆弱部位形成的冲击和撕裂。一个正确的经济战方略应从推波助澜开始，然后在时机成熟时联合尽可能多的盟友和中立方同时发难，让目标经济体内资源严重错配，从而压倒其内在自我调整机制，最终实现摧毁对手战略意志或者经济实力的战略目的。经济战中，集中力量于一时一点这个战略法则也是非常适用的。拿破仑在军队的运用上非常擅长于战略集中，而在政治和经济的运用上却显然忽视了这一点。基于上述分析来反观拿破仑的对英经济战，假如能更好地理解和利用市场力量，着眼与波动性，并恰当地分配欧洲大陆各国之间在大陆体系中的收益和成本，那么法国通过经济制裁手段来给英国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和困难，摧毁其同欧洲大陆对抗的政治意志甚至摧毁其政府，本来确实有不小的成功机会。
[1] 十九世纪的研究者们专注于对拿破仑军事天才的诠释，如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二十世纪早期少数几个关注其大陆体系的学术成果也主要是从某些侧面来反应该政策的细节和对某些地区和商业的具体影响，如J. H. Rose Napoleon and English Commerce，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 8, No. 32 (Oct., 1893), pp. 704-725. William M. Sloane, The Continental System of Napoleo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3, No. 2 (Jun., 1898), pp. 213-231. Frank Edgar Melvin, Napoleon's Navigation System: A Study of Trade Control during the Continental Blockade.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 1919. Roland Ruppenthal，Denmark and the Continental System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15, No. 1 (Mar., 1943), pp. 7-23. Ivan Avakumovic，An Episode in the Continental System in the Illyrian Provinces，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4, No. 3 (Summer, 1954), pp. 254-261.
[2] 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如：Albert Hirschman：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Gary C. Hufbauer and Jeffery Schott, Sanctions Reconsidered: History and Current Policy,(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85) Lisa Martin: Coercive Cooperation: Explaining Multilateral Economic Sanction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Harry R. Strack: Sanctions: The Case of Rhodesia(Syracuse, 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78) Robert A.Pape: “Why Economic Sanctions Do Not Wor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7 Fall，Vo1.22，No.2.
[3] 时殷弘：《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和国际政治的变革》 ，《欧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10页。
[4] 刘军大、刘湘予：《拿破仑与大陆封锁——从拿破仑的经济政策看拿破仑帝国的覆灭》，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
[5] 时殷弘：《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和国际政治的变革》 ，《欧洲研究》2005年第6期，第10页。
[6] 刘军大、刘湘予：《拿破仑与大陆封锁——从拿破仑的经济政策看拿破仑帝国的覆灭》， 第78页。
[7]施京吾：《大陆封锁的失败及其教训》，《文史天地》2014年第3期。
[8]周小兰：《法国现代预算制度研究—以拿破仑帝国灭亡前后的预算案为例》，《史学月刊》2012年第4期。
[9]施京吾：《大陆封锁的失败及其教训》，《文史天地》2014年第3期。
[10]封锁制度是西班牙起义和1812年法俄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起义后的西班牙牵制了拿破仑军队三十万精锐，1812年征俄的60万大军全军覆没。两场战争扭转了英法两国之间的整体力量对比，加速了拿破仑帝国的崩溃。关于大陆封锁体系同法俄战争的关系，见“Why Did Napoleon Invade Russia? A Study in Motivation and the Interrelations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tructure” Harold T. Parker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54, No. 2 (Apr., 1990), P142
[11]当时荷兰财政大臣向拿破仑的弟弟路易提出相关的建议，结果后者反而隐瞒不报。而拿破仑即便在后来隐约意识到金融对于英国国力再生能力的重要，却因为维持自己出口的方便而没有采取措施。
[12] 1810年5月29日的信中，拿破仑说“我的目的就是鼓励法国商品的出口从而把外国的硬通货弄来。”
[13] Hume, David, “On the balance of trade”, Gold Standard in Theory & History, Routledge, 2005, pp. 31-37
[14]组织欧洲大陆搞统一关税同盟。关税同盟则是二战后的欧洲一体化政策实践，各国之间相互开放市场，对外关税一致，其结果是扩大内部市场，增强对外谈判筹码，牺牲同盟外制造业和消费者利益，而由同盟内各国分享。两者的差别在于，是否把欧洲各国的利益同法国自身的一视同仁。它能够形成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尽管各国仍然有一些利益群体受到不可避免的损害，但是他们的政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被各国内部受益的新兴工业阶层所冲销掉。有了这种共同利益，法国主导的对英经济战整体成本将大大降低，其持久性大大增强。而对于改造欧洲内部政治经济局势，塑造法国控制欧洲大陆的稳定格局而言，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量。
[15] 英国借助制海权和海岛地缘优势，虽可确保一时不败，但是却无法打倒拿破仑。1806年之后的拿破仑只能在欧洲大陆上被彻底推翻，而英国仅凭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时间其实是在拿破仑这一边：他对欧洲大陆的统治巩固之后，假以时日，建立一支足以把数十万法军送过海峡的海军（而不是要求这支海军争夺全球制海权）是完全可能的。
[16] “History of The Two Empires” 见 “ NAPOLEON.ORG”
http://www.napoleon.org/en/Template/chronologie.asp?idpage=464577&onglet=1 2009-5-5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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