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青野有枯荣
题图:青野有枯荣微信公众号
不到10个交易日,债券市场已创造了去年9月以来最大的一次调整。我们此前在2月15日的《定风波:为什么“信贷开门红”如此关键》中已提到:要防范一场“完美风暴”。当然,当下的关键,不是急着回顾前瞻的对错,而是尝试标定:这是一场什么级别、什么性质的行情,而我们现在又身处这场行情的什么位置。
本轮调整不可忽视的背景是:货币宽松的事实延迟和资金面的持续紧张。目前短债已经率先回到了“适度宽松”的表态之前,甚至回到了924转折后的高位,而长端的调整仍然有限,曲线继续平坦。所以至少目前,我们还可以说:这轮调整更多的成色,还是对货币政策和流动性的预期修正。不过,如果行情继续演化(尤其是曲线若开始陡峭化),确实有可能让人会想象市场开始计入基本面的趋势性变化。毕竟,这一轮行情仍伴随着政策预期和经济数据的响应,还有风险偏好明显改善,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因素?在此,我们且不直接下论断,而尝试“刻舟求剑”——从历史经验中寻找收益率转折或反转的经验。
不妨讨论四个案例,分别是:“和别人比”(日本)、 “和极端比”(全球极端态)、“和自己比”(2014-2016)以及“和长期比”(美日欧)。进而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如果读者相对过程更关注结论,可以直接拉到文末。
“和别人比”的经典对标就是日本。如果我们将2023年1月(中债收益率的高点)和1991年6月(日债收益率高点)对齐,可以看到如下的情况:
(和日债的节奏相比,中债出现了明显的抢跑)
需要注意:画图的技巧常在于坐标轴的调整,它会让图更美观,但也会让它有似是而非的欺骗性。从绝对收益率的角度看,日债下行的起点在6-7%,而中债3%以下的开端,显然要低得多。不过值得关注的是,从演进节奏上看,二者有相当的相似性。可以粗线条地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基本面的运行和政策的反应是存在一些共通的规律。
不过,二者在图上出现了难以忽视的分歧:日本在1993年3-5月出现了一波为期2个月的上行(围绕宫泽内阁财政刺激的预期),直到6月后才开启下行;中国在对应的节点(恰好是2024年“924”),亦有一波风险偏好驱动的快速上行,但收益率反弹更多是“一步到位”,经历了2个月的盘整,到了12月就开始转为加速下行。而中债的这一轮加速下行,相比日债来得更早且快,打破了此前“大致偕同”的规律。
或许可以问:为什么一定要假设中日收益率变化的节奏能够对应呢?日债不是最终也有一轮下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规律打破的背后存在异常现象:2024年12月开始这一轮中债的下行,期间没有伴随着政策利率下降的实际响应;而对比之下,日债在1993.5-1994.1期间持续半年的下行,伴随着日央行政策利率的持续调低。可以说,中债的加速下行背后显然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包括市场对“适度宽松”的信号的理解、国债买卖操作等等,我们此前许多文章已经提到,在此不赘述。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跟极端比”。回顾各国历史,能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拇指法则:10年国债突破2%附近往往会伴随着明显的加速,从此开始“零利率”引力开始明显增大。不过,各个经济体的节奏各自不同,我们选出了美国、欧洲、日本在突破2%之后“最流畅”的一波行情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哪怕放在最极端的几个案例中,中债从12月到1月的下行速度仍名列前茅,与美国2020年初的“危机态”的场景相近。这考虑到9月后宏观环境的变化,可以说,中债确实是出现了过头的“抢跑”,而伴随的修正,也是必然的。
(和其他经济体最流畅的行情相比,中债的加速行情也不遑多让)
那么,如果我们认为中债12月的抢跑,已经像9月末10月初的调整那样“一步到位”,后续又会怎么变化?我们继续刻舟:日本的经验似乎指向了一轮在时间、空间和波动率的维度上都相当可观的利率上行:1994年-1995年,收益率在一年的时间里向上最大的反弹幅度近150bp,约为低位上行45%;其第一波在3个月内上行120bp(35%),再在2个月内下行70bp(15%),而第二波上行则是在3个月内上行90bp(23%),达到高点。后验的复盘自然轻松,但可想而知,彼时的交易者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年。
无疑,1994-1995的巨型反弹并没有确认日债的长期底部,但确实提供了一款“ V型反转”的剧本,而在它的背后,是宏观环境的“完美风暴”,包括:内部的宏观政策开始得到一定的数据反馈(信贷开始重新扩张,但大量投向仍是土地相关,这种不成熟的“抄底”带来了未来更大的风险)、市场认为银行业等金融风险趋于可控、全球经济风险偏好共振向上、日美贸易战烈度持续降低(得益于克林顿政府整体追求自由贸易和对主要伙伴的贸易缓和)等。
从这些角度不难发现,中日当前的宏观环境有相当的差异:尽管中国在政策拐点、风险可控和风险偏好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政策初始力度和未来的反馈模式、数据改善的持续性、外部环境方面仍不容易有清晰的结论——“风暴”尚不那么“完美”,因而,当下就去判断“V型反转”的场景,尚不够稳健。
那么,是否有除此以外的可能呢?我们看到第二个案例——“跟自己比”。即比较中国2014-16年的债牛及其终结。同样对齐收益率高点,可以发现:节奏的相似性更高了,尤其是最后一轮加速也得到了很好的适配。
(“和自己比”能发现更多节奏上的相似性)
2014-16年的债牛无疑让所有参与者印象深刻,那时候宏观上最热的话题是“零利率”,挺耳熟?回看过去,我们会觉得在那时候讨论这个“终局话题”颇有些不可思议——毕竟,债券收益率的绝对水平还相当高、理财净值化改造和非标的清退等利率传导的堵点都还没有明显进展,谈论零利率,似乎为时过早。但它确实代表了市场“终局思维”的交易心态。尽管后验地看,终局确非一蹴而就。
而日本案例不同的是,这一轮债牛形成了一轮相当漫长的底部,长债收益率在2.8±20bp的区间博弈了近三个季度后(期间有房价反弹驱动的收益率上行,也有资产荒演绎机制驱动的新低,而收益率在突破新低后未能快速演绎,可能是需要警惕的信号),终于在2016年10月转头剧烈上行。促成这一转折也是一场“完美风暴”:央行重提防风险标志着金融去杠杆的开始+核心CPI开始加速回升+对资管新规落地的担忧。最终造成了一轮时长同样在一年左右,幅度约120bp的熊市。
而以上场景,相较当下而言:
总体来说,16年的场景提供了一种非V型的,漫长的底部剧本:核心原因在于:反转不仅需要在宏观上积累足够的动能,还需要打破负债驱动的核心(无论是货币政策的外力还是市场自动再平衡的内里),这一进程很难一蹴而就。这也意味着,当前负债驱动的市场若要出现反转,最根本的,是要基于“安全资产荒”的根本改变。
最后,我们不妨猜测,收益率的底部究竟会在什么位置?我们需要再“跟长期比”。我们上文提到了2%的关键点位往往有“加速器”的角色,而拉长时间来看,还可以发现2%对于各国的10Y利率有更为深远的标定意义:一般在这个阶段,政策利率都已在“零下限”(Zero Lower Bound)附近,或市场预期货币当局即将前往零下限。而不同的经济体正是在这一区间附近有了明显分歧的表现,它蕴含了期限溢价的强烈信号:包括不同的货币政策指引、投资者结构、长期因素等。
(2%对于各国10Y而言都是个有趣的门槛)
具体而言:
我们可以总结:要使长债利率持续地处于2%以下,首先需要政策利率先行达到0%附近,并且有超常规货币政策的倾向(这些对于当前的中国市场而言似乎稍有些早)。而其后的长债走势相对于2%这个门槛如何波动,则取决货币政策指引、长期经济因素等。
而总结以上四个案例的比较,我们的核心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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