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特朗普新关税主张对中国出口影响可能有多大？——出口扫描系列·复盘篇

作者：一瑜中的

题图：一瑜中的微信公众号

报告摘要

美国总统选举牵动着市场的心弦，对中国出口而言，若特朗普当选，可能开启新一轮对华“贸易战”，本文根据特朗普在竞选纲领、演讲及媒体采访中透露的新关税主张，假设了三种关税情景，尝试估算若新一轮关税开启对中国出口影响可能有多大。

一、历史镜鉴：2018-19年关税加征简要复盘

（一）基本流程：从发起调查到关税生效平均历时8-12个月。

（二）征税现状：贸易加权平均税率19%，占自华进口66%

二、风险预警：特朗普若挑起新一轮贸易战，潜在高风险点何在？

（一）新主张：特朗普的新关税主张

一是普遍基准关税，可能是10%。二是“结束对中国的依赖”，特朗普计划通过4年规划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必需品——从电子产品到钢铁再到药品。三是威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或以上关税/对墨西哥制造的中国汽车征收100%关税。四是阻止进口中国汽车。

（二）新风险：源自新主张的3个新特点

1、针对对象扩围：普遍基准关税的提法或增加全球“贸易战”风险，全球货物贸易萎缩。2、对华出口限制升级：“兼顾”转口贸易，或意味着关税在冲击中国直接对美出口之外，通过间接拉动对冲下行的机制遭到削弱，加剧中国出口下行风险。3、对华限制由出口扩到投资：特朗普新一轮贸易限制措施还包括阻止中国购买美国资产（地产、工业），或意味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难度加剧。

三、未来推演：特朗普若挑起新一轮贸易战，对中国出口影响几何？

（一）理论分析：关税对出口影响的三个时间层次

按关税影响出口的时间级别，可以大致分成三类：一是瞬时冲击，1-2个季度级别的脉冲式影响（抢进口）；二是年度级别的影响（比如对2025年出口的影响）；三是中长期维度，关税可能会带来中国出口目的地发生漫长而深刻的变化。区分三个时间层次后，依次分析。

（二）对出口增速冲击可能有多少？

1、瞬时冲击：六点观察

首先，抢进口主要体现在涉税商品层面：从2018-19年经验来看，抢进口约发生在拟征税清单公告前2个季度，幅度约为8.7个百分点（关于抢进口效应的定量定义，详见正文）。

其次，关税清单涉及商品规模越大、加征关税幅度越高，抢进口效应越强。

再次，首度加征关税带来的抢进口效应强，但上调税率的抢进口效应并不明显。或指向新一轮潜在对华贸易战带来的抢进口效应可能弱于2018年。

此外，从商品类别特征看，进口依赖度与抢进口效应强弱无明显关联，进口商并不会因为某类产品从中国进口占比多，就更倾向于在关税落地前更多抢进口。

最后，抢进口效应偏强的商品相对集中在：机械、电气设备，化学品，钢铝，塑料、棉花、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等。

2、年度影响：三步测算

根据特朗普在其竞选纲领、演讲及媒体采访中透露的对华贸易政策主张，我们假设特朗普胜选后可能有三种关税情景。根据历史经验外推法，估算我国出口可能受到的影响如下：

情景①：加征10%。可能影响中国出口-0.5%到-1.1%。

情景②：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相当于加征28.8%的关税。可能影响中国出口-1.6%到-3.3%。

情景③：极端情形下，假设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均加征至60%，相当于加征48.8%的关税。可能影响中国出口-2.6%到-5.6%。

需要强调的是，考虑到美国的通胀、对中国进口依赖度等问题，关税加征至60%对美国造成的成本负担不容小觑。而且，近年来伴随中国产业链韧性及相对优势逐渐提升、海外多市场的开拓、国内大循环市场的培育，中国对美国关税的抗冲击能力或有显著改善，按2018-19年经验外推可能已经高估了美国的影响。

3、插播：哪些商品可能受影响更大？

在第2节美国关税冲击中国整体出口的基础上，我们根据加征关税影响出口的传导机制，以及历史复盘中体现的商品出口份额韧性，推算哪些品类可能受关税冲击更大。结论是：关税提升对耐用消费品（汽车；家电；光学、摄影仪器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塑料及其制品、其他纺织制成品、贱金属工具、家具灯具、玩具）的进口需求冲击或更大，而机械器具及零件、有机化学品等资本品和中间品份额相对或更抗冲击。

4、中期影响：出口结构×三个视角

首先，出口目的地的转变：其一，中国出口美国占比持续下滑，出口东盟、墨西哥等经济体占比提升。其二，新三大伙伴（俄、非、中西亚）对中国大陆出口拉动的重要性边际提升。其三，对新三大伙伴的出口增长越来越“独立于”旧三大伙伴外贸需求周期，意味着新三大伙伴具备成为抵挡旧三大伙伴贸易下行的新增长点的潜力。

其次，出口目的地的变化可能对出口价格存在一定影响：如果美国需求更多以“间接”方式拉动我国出口，可能意味着相比直接拉动方式，我国出口价更弱。

最后，随着出口目的地发生转变，出口品类相应有所调整：其一，出口由消费品更多转向中间品、资本品。其二，新兴贸易伙伴进口市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若能实现发展，或可给出口带来对应的结构性机遇。

风险提示：美国大选选情超预期变化；历史经验不代表未来；本文关税讨论只是假设情景分析，不代表未来一定会发生；特朗普的新关税主张尚不明晰，测算可能高估了对中国出口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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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美国总统大选备受市场瞩目，其对于全球资本流动、国际贸易环境等都有深远的影响。对中国出口而言，不同的获胜者可能意味着迥然不同的对华贸易手段，若是特朗普胜出，可能开启新一轮对华“贸易战”。因此，站在当前时点，我们可能需要思考潜在新一轮关税或对中国出口有何影响。本文从2018-19年美国加征关税复盘出发，探讨特朗普主张的新一轮潜在关税对中国出口可能有什么影响。

一、历史镜鉴：2018-19年关税加征简要复盘

（一）基本流程：发起调查→公告结果→征集意见→关税生效

捋清加征关税的基本流程，有助于把握重要节点、掌握时间节奏，提前做好风险应对。

从2017-19年特朗普加征关税流程来看，有四个重要节点：发起调查、公布结果、征集意见、关税生效。从发起调查到关税落地大致历时8-12个月。（图1）

（二）法律依据：三大条款——201、232、301

具体而言，根据发起调查时法律条款依据的不同，可分为三类：201、232、301。三类调查在发起机构、时间限制、调查内容、针对对象等方面均有差异：

第一，发起机构：201、232、301调查分别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美国商务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起。

第二，调查时限：301调查时间最长，不涉及贸易协定的情况下可调查12个月，但对于知识产权保护重点国家（包括中国），调查时间仅6个月，特殊情况下可延长到9个月。

第三，调查内容：201调查需要由美国国内企业发起申请，调查内容主要是进口激增是否严重损害国内产业。232调查可由美国商务部自行、应国防部等其他美国政府部门要求、应美国国内产业利害关系方申请而发起，调查内容重点在于进口是否威胁国家安全。301调查可由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自行或者应国内申请发起，重点是调查某国的贸易行为是否违反国际贸易协议或对美国商业利益造成不公平的负担。

第四，针对对象：201、232条款主要是针对产品，而301调查则重点针对国家。

小结：从上述三类条款差异来看，若特朗普上台意图开启新一轮对华加征关税，仍以301条款为依据的概率较高。由于中国属于知识产权保护重点国家，因此通常而言301调查时限为6个月，意味着假若特朗普当选总统，对华新加征关税实际落地到2025下半年的概率可能更高。

（三）征税现状：贸易加权平均税率19%，占自华进口约66%

301调查后，伴随中美之间谈判进程的变化，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经历了税率变更、部分商品关税豁免等一系列调整。那么，美国对华最新关税率多少，覆盖多少美国自华进口？

1、方法：利用HS六位编码商品的关税率与贸易额数据，计算贸易加权平均税率和进口覆盖率。

2、结果：当下来看，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关税数据，结合PIIE的计算[1]：

第一，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的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率为19.3%（权重按2017年贸易额数据算）。若按2017年数据，加征的关税覆盖了美国自华总进口约66.4%；若按2023年数据，加征关税覆盖率约为62.3%。

第二，对于美国对中国全部进口的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率，非加征关税商品的税率按MFN简单平均税率算，结果是：若以2017年美中贸易额做权重，约为13.2%；若以2023年美中贸易额做权重，则约为11.2%。

二、风险预警：特朗普若挑起新一轮贸易战，潜在高风险点何在？

（一）新主张：特朗普的新关税主张

从特朗普竞选纲领、演讲发言以及媒体采访中探寻其胜选后可能实施的新一轮贸易限制政策的蛛丝马迹，重点在四方面：

一是普遍基准关税，可能是10%。不止面向中国，而是对全部进口普征关税。

二是“结束对中国的依赖”，特朗普计划通过4年规划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必需品——从电子产品到钢铁再到药品。主要措施包括：

①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这可能会使美国从中国进口平均关税率升至40%附近[2]（假设新税率取代已经加征的301关税）。如果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对中国进口关税率将转至适用第二栏税率（Column 2 Rate of Duty），分商品类别来看，服装、纺织品、橡胶和塑料、杂项制成品、矿产品受影响最大，按2022年美自华进口额加权平均计算，上述5类商品面临的关税率分别为72.1%、62.7%、60%、50.2%、47%（图5）。

②确保中国无法通过渠道国输送货物。特朗普未明确具体方法。

③阻止中国购买美国资产（共和党党纲中写明阻止中国购买美国房地产和工业），只允许那些符合美国利益的投资。

三是威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或以上关税/对墨西哥制造的中国汽车征收100%关税。

四是阻止进口中国汽车。

由于整体而言，特朗普透露出的新一轮关税政策比较模糊，我们大致列出若其上任总统对华关税率的三种可能情景，并在后文依次测算三种情景对中国出口的冲击有多大。

情景①：加征10%（或不仅限于中国）。

情景②：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意味着对华平均关税率升至40%左右，按当下对华全部进口贸易加权关税11.2%计算，相当于加征28.8%的关税。

情景③：加征至60%，相当于加征48.8%的关税。

（二）新风险：源自新主张的3个新特点

1、针对对象扩围：普遍基准关税的提法或增加全球“贸易战”风险，各国竞相开启“关税竞赛”，全球货物贸易萎缩。

从历史看，自从特朗普2018年开启对华贸易战以来，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激增。根据IMF统计，近年来全球贸易壁垒逆转前期下降势头转为上升，体现为贸易限制措施激增，仅近五年贸易限制措施数量就增长近4倍，由2017年的605个升至2022年的2845个。

与全球贸易限制措施激增相伴而生的是全球货物出口量增长显著放缓。虽然主要国际机构预计2024年全球贸易增速有望复苏，但参照WTO预估，2020-2024年全球货物出口量五年复合增速仅有1.6%左右，是90年代以来最低，弱于金融危机期间（2005-2009年）的2.1%。

2、对华出口限制升级：“兼顾”转口贸易，或意味着关税在冲击中国直接对美出口之外，通过间接拉动对冲下行的机制可能遭到一定削弱，加剧中国出口下行风险。

目前来看，墨西哥、东盟是我国间接出口拉动通道的属性或相对明显。对华“贸易战”以来，2017年-2023年，东盟在我国出口份额提升了3.2个百分点，墨西哥份额则提升了0.8个百分点，合计4个百分点。

更进一步地，从商品分类视角看，哪些类别“转口属性”更明显（进而风险更高）？

首先，和总量推断类似，我们认为美国从墨西哥进口占比以及中国对墨西哥出口占比同时增加且增幅相近的商品转口属性或较强，依此标准，筛选出115个HS六位编码（图9），2023年中国出口额为921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约为2.7%），其中对墨西哥出口占比3.3%。

其次，按大类看，转口墨西哥属性可能较强的商品相对集中在第84章（机械器具）、72-73章（钢铁及其制品）、39章（塑料及其制品）、85章（电气设备）、87章（车辆及其零件、附件）。见图10。

最后，转口属性较强商品中，属于84-85章的2023年中国出口金额349亿美元，占转口属性较强全部商品出口额（921亿美元）比例约为37.9%，占比较高。

3、对华限制由出口扩到投资：除了计划加大限制直接出口、围堵间接出口通道外，特朗普新一轮贸易限制措施还包括阻止中国购买美国资产（地产、工业），或意味着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难度加剧。无论是出口还是本地生产，中国2进入美国市场的难度可能都将加大。

三、未来推演：特朗普若挑起新一轮贸易战，对中国出口影响几何？

（一）理论分析：关税对出口影响的三个时间层次

按关税影响出口的时间级别，可以大致分成三类：

一是瞬时冲击，1-2个季度级别的脉冲式影响，指的是关税公告到实际生效前的“抢进口”效应，进口商为规避关税影响，提前囤货，带来涉税产品出口增速或呈前高后低。

二是短期维度，年度视角下，关税会带来美国从中国进口骤降，相应地，美国会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补足这部分进口，受限于产能的建立显然要比加征关税更复杂、更耗时，这些国家或地区至少仍然需要从中国进口一部分，意味着直接对美出口下滑的影响有望被第三方国家部分对冲。

三是中长期维度，3-5年视角下，关税会带来中国出口目的地发生漫长而深刻的变化，比如新兴市场比重增加，与此同时，出口目的地的变化也会带来出口品类发生相应的转变，比如由消费品更多转向中间品或资本品。特朗普若挑起新一轮贸易战，很可能加速这一转变过程。

区分关税对我国出口有三个时间层次的影响之后，主要利用两种办法定量估算影响规模：

（1）关税弹性推算：利用学术界测算的中国出口关税弹性，乘以新加税率，得到新一轮潜在关税的影响规模。

（2）历史经验外推：复盘2018-19年对华贸易战中出口变化，外推新一轮加征关税对出口冲击有多大。

对比法（1）和法（2）：历史经验外推法计算相对复杂，但优点是能得到更为丰富的信息。关税弹性推算法的优点是计算简便，只需假设加征关税率即可得到关税对于我国对美出口的直接冲击，但缺点是在估算过程中将中国整体出口关税弹性套用到中美贸易上，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以第二种办法为主，第一种为辅，为新一轮潜在对华贸易战对我国出口冲击提供定量参考。

（二）对出口增速冲击可能有多少？[3]

1、瞬时冲击：六点观察

——抢进口效应或带动美国从中国进口涉税商品同比多增2个季度，平均多增8.7pp。

定义抢进口效应为：

首先，厘清一个事实，抢进口效应基本不体现在中国对美出口整体多增。2018-19年期间，中国对美出口与中国整体出口增速差并没有明显的正向放大，2018年平均为0.7个点左右，2019年平均为-12.9个点左右。即使观察单月数据，仅2018年4-6月，中国对美出口与中国整体出口增速差微幅超历史同期（2010-2017年）中位数，2018年4-6月，中国对美出口增速-中国整体出口增速均值-0.26个百分点，2010-2017年同期中值为-0.47个百分点，前者略高0.21个百分点，效果极微弱。

第二，抢进口主要体现在涉税商品层面：从2018-19年经验来看，抢进口约发生在拟征税清单公告前2个季度，幅度约为8.7个百分点。拟征关税商品清单公告前半年，美国从中国进口清单商品较美国从中国整体进口平均多增8.7个百分点左右。

第三，关税清单涉及商品规模越大、加征关税幅度越高，抢进口效应通常越强。涉税商品规模大带来抢进口效应更强主要体现在清单4a和4b关税公告前半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多增幅度高于清单1、2、3。加征关税幅度越高带来抢进口效应越强主要体现在清单3商品2018年（刚开始加税幅度为10%）的抢进口效应弱于清单1和2。

第四，首度加征关税带来的抢进口效应强，但上调税率的抢进口效应并不明显。或指向新一轮潜在对华贸易战带来的抢进口效应可能弱于2018年。2018-19年，清单3商品经历了加征关税的上调（由10%升至25%）。2018年首度宣布加征时，美国从中国进口清单3商品有增速“多增”现象，而2019年上调税率时，“超增”效应并不显著。一方面，美国从中国进口清单3商品没有相对于美国从中国整体进口多增（下图左图），另一方面，其也没有相对于美国从其他国家进口清单3商品多增（下图右图）。

第五，从商品类别特征看，进口依赖度与抢进口效应强弱无明显关联，进口商并不会因为某类产品从中国进口占比多，就更倾向于在关税落地前更多抢进口（下图左图）。

第六，从HS两位编码来看，抢进口效应偏强的商品相对集中在：机械、电气设备（HS 84-85），化学品，金属制品（钢铁制品、铝等），塑料、棉花、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HS 39-67）等。（下图右图）。

2、年度影响：三步测算

分三步计算：第一步，估算关税冲击对美出口的直接影响，可以利用关税弹性推算和历史经验外推两种办法交叉验证；第二步，估算关税冲击下，出口第三方国家或地区抵消了多少直接对美出口下滑；第三步，合并第一步和第二步测算结果，得到美对华加征关税对中国整体出口的影响。

计算过程为：

第一步，加征关税→直接对美出口下滑：

方法一：关税弹性法。利用学术界测算的贸易关税弹性，乘以加征关税幅度，我们可以估算三种关税情形对我国出口的影响。

参考Xu, Tongsheng（2020）、THORBECKE（2021），以及其论文中文献综述部分其他学者的测算结果，假设中国整体出口的关税弹性约为-1.7~-2.5，意味着对华关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下降1.7%-2.5%。因此，按照特朗普提出的对华加征关税率三种情形，对中国出口影响详见图20。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论文估算中国贸易关税弹性时，并非以中美贸易数据为样本，而是测算中国整体出口对整体进口关税的反应系数。我们在估算过程中，直接将中国整体出口关税弹性套用到中美贸易上，与实际情况并不完全一致，只是一种估算。

方法二：历史经验外推法。

2018-19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的贸易加权平均税率由3.1%升至21%，提高17.9个百分点，这些商品占美国自华进口的66.4%，对应美国从中国进口累计下滑11.1%（2019年相比2017年）。则美国从我国进口的关税弹性约为-0.93=-11.1%/(17.9%*66.4%)，即，美国对我国额外加征1个点的关税，我国对美国出口下降约0.93%。需要注意的是，此计算办法假设的是，除加税商品外的33.6%的进口，与66.4%进口商品贸易关税弹性相同。

不过，考虑到2018-19年加关税是阶段式的，税率并非是在2018年初一次性由3.1%升至21%，若按每个关税率有效月数做加权平均，则2018-19年有效关税率约为11.5%（图21），较2017年的3.1%提升了8.4个点。因此，美国从我国进口的关税弹性约为-2=-11.1%/(8.4%*66.4%)。

综上，根据历史复盘线性外推，美国从我国进口对关税的弹性约为-2至-0.9。三种关税情形下，影响我国对美国出口如图表22所示。

第二步，出口第三方国家或地区提升→抵消一部分对美出口下滑的负面影响：

间接出口拉动的捕捉很难，只能通过侧面观察的方法大致推算。

首先，确认2018-19年对华贸易战后中国大陆在美国进口市场中失去的份额可能主要由哪些国家或地区替代：2017年-2019年，中国大陆在美国进口中占比下滑3.6个百分点（β），同期，欧盟、东盟、墨西哥、中国台湾、英国、印度在美国进口中占比有所提升。

其次，确认替代中国大陆出口份额的国家或地区中哪些是间接拉动型经济体的概率更高。验证办法是：中国大陆对其出口份额与其在美国进口份额提升基本同步。结论是：东盟、欧盟、墨西哥、中国台湾是间接拉动经济体的可能性高。

最后，确认可能是间接拉动型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替代中国大陆对美出口份额（x）以及可以间接拉动中国大陆出口（a）多大比例（=x*a/β），假设新一轮加征关税过程中，间接出口仍能发挥同等作用，该比例即为间接出口的对冲效应。

对于上一步筛选出的四个间接拉动型经济体，其在中国大陆出口份额提升幅度（2.2个百分点）占其在美国进口中份额提升幅度（4.2个百分点）的比例约为52.7%（a），其占美国进口份额提升幅度4.2个百分点（x），计算得到间接对冲效应约为61%（=4.2*52.7%/3.6）。

第三步，合并一、二步计算结果，得到结论，如图表26所示。

需要强调的是，考虑到美国的通胀、对中国进口依赖度等问题，关税加征至60%对美国造成的成本负担不容小觑。而且，近年来伴随中国产业链韧性及相对优势逐渐提升、海外多市场的开拓、国内大循环市场的培育，中国对美国关税的抗冲击能力或有显著改善，按2018-19年经验外推可能已经高估了美国的影响。

3、插播：哪些商品可能受影响更大？

第2节是美国关税冲击中国整体出口的估算，在本节中，我们根据加征关税影响出口的传导机制，以及历史复盘中体现的商品出口份额韧性，推算哪些品类可能受关税冲击更大。

Ø 加征关税影响出口的传导路径：

考虑关税影响出口的主要机制：关税率提升会抬高征税商品进口价格，削弱卖家的产品竞争力，其传导路径的关键点在于两个环节：提高关税1%→美国从中国进口价格提升（α%）→美国从中国进口占比下滑（β%）。

其中涉及两个关键参数α和β。α重点取决于进出口商议价权的相对强弱。如果是完全的买方市场，那么出口商就要做被动的价格接受者，降低售价、承担关税成本，α=0%；反之，如果是完全的卖方市场，那么出口商就可以将关税成本全都转移给进口商承担，自身不用降低售价，α=1。β则重点取决于美国进口商的需求价格弹性，需求价格弹性又进一步受产品供应的可替代性等因素的影响。如果进口需求价格弹性很强，意味着β很大，进口价格每上涨1%，进口降幅非常明显；反之，如果进口需求价格弹性很弱，意味着β很小，极限是0，不论进口价格上涨多少，进口需求都不会随之下滑。

受限于数据可得性，从商品视角，我们可对比进口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弹性越大，意味着伴随关税加征，美国进口需求下降越多，该类商品中国对美出口受关税冲击可能就越大。

①估算方法：将商品按HS两位编码分87类（受数据可得性限制，只有36个HS两位编码商品有进口价格指数），计算每类商品的进口价格指数（取对数）与占美国总进口比例（取对数）的相关系数，时间区间与前文一致，取2013年1月-2017年12月。需要注意的是，受数据限制，没有每类商品美国从中国进口价格指数，只能观察美国整体进口价格。

②观察发现：

其一，耐用消费品进口价格弹性更大，意味着当进口价格提升时，其进口需求降幅更大。机动车及零件，电气机械及设备（包括家电等），光学、摄影、测量和医疗器械的进口价格与进口份额的负相关关系最强。

其二，劳动密集型产品（主要竞争优势在于价格）的进口价格弹性偏高，意味着进口价格提升时，其进口需求降幅也较为明显。主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塑料及其制品、其他纺织制成品、贱金属工具、家具灯具、玩具等，进口价格与进口份额的负相关属性也较为明显。

③结论：这或许意味着关税提升对耐用消费品（汽车；家电；光学、摄影仪器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塑料及其制品、其他纺织制成品、贱金属工具、家具灯具、玩具）的进口需求冲击更大。

Ø 历史复盘的商品出口份额韧性

哪些商品份额相对更抗冲击，能通过转口或者转换出口市场保持份额增长，或许意味着在新一轮潜在关税冲击中，出口韧性更强。

①基本方法：统计每个HS两位编码分类下，美国2018-19年实际对华加征了关税（清单1、2、3、4a）、但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仍有所增加的HS六位编码商品数量，数量越多，意味着份额越抗跌。

②观察发现：机械器具及零件、有机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的份额或更抗冲击，服装、药品等消费品份额的抗冲击性则偏弱。机械器具及零件、有机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等商品大类下，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提升的HS六位编码商品数偏多（相对被加关税商品总数而言也偏多）；而服装、药品等消费品相对被加征关税商品总数而言份额有所提升的商品数偏少。

③结论：机械器具及零件、有机化学品、塑料及其制品等资本品和中间品份额相对或更抗冲击。

4、中期影响：出口结构×三个视角

关税以及其他非税贸易限制措施对出口结构的影响是深刻而长远的，包括出口目的地结构的长期变化、品类的长期变化等。其中目的地的变化是根本，由于不同区域进口购买力、进口需求结构存在差异，因此目的地的变化自然会带动其他出口属性（如价格、品类等）的转变。

具体而言，观察历史数据，有三个视角（目的地、价格、品类）的发现：

首先，对于中期视角而言出口目的地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其一，中国出口美国占比持续下滑(2017-2023年，由19%降至14.8%)，出口东盟、墨西哥等“转口”经济体占比提升，同期，分别由12.3%升至15.5%、1.6%升至2.4%。（图30）

其二，新三大伙伴（俄罗斯、非洲、中西亚国家）对中国大陆出口拉动的重要性边际提升，或意味着在出口市场层面中国企业找寻新的增长点。典型例子是2023年，中国大陆整体出口-4.7%，其中拖累均来自旧三大伙伴（美国、欧盟、东盟）和其他经济体（拉美、印度、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等），分别拉动中国大陆整体出口-4.5%、-2.2%。（图31）

其三，更重要的是，对新三大伙伴的出口增长越来越“独立于”旧三大伙伴外贸需求周期的，意味着新三大伙伴具备成为抵挡旧三大伙伴贸易下行（主要取决于欧美库存周期以及关税政策）的新增长点的潜力。表现为中国出口新三大伙伴与旧三大伙伴的同比增速相关系数走弱。（图32）

其次，伴随出口目的地的变化，可能对我国出口价格存在一定影响：如果美国需求更多以“间接”方式拉动我国出口（即，相比于美国的直接拉动，非美经济体拉动我国出口更多），可能意味着相比直接拉动方式，我国出口价更弱。（详见《全球制造业PMI回暖视角下的2024出口——出口扫描系列·机会篇》）

有两个侧面印证：①由于购买力存在差异等因素，美国进口价格（定基指数，2005年1月=100）高于全球，意味着直接出口美国的售价高于其他经济体。②美国需求可能间接拉动我国出口的一个典型模式是，我国出口中间品到越南等东盟国家，东盟国家组装加工成消费品（比如电脑）出口到美国。而中间品的进口价格增速目前来看低于消费品。

最后，出口品类随着出口目的地结构发生中期转变而有所调整，从两个视角分析：

其一，出口由消费品更多转向中间品、资本品。背后原因在于美国进口中消费品占比更高，而东盟、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口中中间品占比更高。

其二，新兴贸易伙伴进口市场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若能实现发展，或可给出口带来对应的结构性机遇。2023年，非洲、拉美、东盟占全球总进口比例分别为2.85%、3.4%、7.1%，同期中国占比10.6%，或显示新兴贸易伙伴进口市场仍有增长潜力。其潜力的释放可能带来相应的出口结构性机遇。如，新兴经济体人均乘用车保有量的提升空间较为充裕（《我国汽车出口高增的驱动“引擎”是什么？——海外周报第18期》）。

脚注：

[1]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2019/us-china-trade-war-tariffs-date-chart

[2] 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2023.11，《The Impact of China PNTR Repeal and Increased Tariffs on the US Economy and American Jobs》

[3] 注：为方便计算，本文中一律将某国（如美国）从中国进口等同于中国对某国（如美国）出口，不考虑进出口之间的统计差异。

具体内容详见华创证券研究所9月4日发布的报告《【华创宏观】特朗普新关税主张对中国出口影响可能有多大？——出口扫描系列·复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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