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日本的收入倍增计划

作者：温和的强硬派

题图：温和的强硬派微信公众号

想知道上个世纪的日本经济是如何走过阶段性萧条，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从而最终坐稳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么？

那就绕不开1960年开始的“收入倍增计划”。

十年的时间，日本政府的民本定位和积极努力，极大地振奋了国民的士气，伴随着以投资为主的经济结构被转变，日本经济成功走出了自己的“二次曲线”。

我们先来看下“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前的日本经济吧。

受益于朝鲜战争和美国的经济扶植，从1946年开始日本国民经济就走出了显著的复苏势态，到1953年便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准。

朝鲜战争结束后的“神武景气”与“岩户景气”，两段高速发展的美好时光，更进一步确认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在了成功的道路上。

但在日本经济增长的背后，许多问题在慢慢暴露。其中：（1）地区之间的不平衡；（2）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不平衡；（3）大小企业之间的结构性失衡；（4）社会中低收入阶层在投资拉动型的经济中没有享受到福利改善的问题。这四个“经济增长不平衡”已经成为了彼时日本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

为解决这些问题，1960年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下实施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计划的远景目标非常清晰，即通过1961-1970年的十年时间实现GNP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倍以上，真正让每一个老百姓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这个计划不只是一个口号，更是一套完整的经济和分配政策组合。包括了五大任务：

一是充实社会资本；

二是诱导产业结构向高度化发展；

三是促进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

四是提高人的能力和振兴科学技术；

五是缓和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矛盾，完善社会保障，增加劳动者收入。

说实话，这第五个任务才是改革的关键，为此日本政府在推行计划期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行全面城乡无差别的社会保障，增加农业劳动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真正做到了“藏富于民”。

故事的后半段我们自然也熟悉：从1961年到1970年日本经济年化增速超过11%，只用了7年就实现了GDP和人均国民收入倍增，平均国民收入更是从395美元增加到1592美元。超过欧洲各国，一举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我们所熟知的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他一手创立的京瓷，就始肇于1959年，几乎完整地分享到了“收入倍增计划”的全部红利，最终成为了世界500强。

更远的种子在这期间也被播下，日本的经济结构在后续日趋合理化，消费率不断反弹，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转变，科技含量不断提升，日本制造成为全球范围的响亮名片。而收入增加和分配改善促使“中产阶层”的形成，成为稳定日本社会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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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只是在电脑前写下这些文字，也能感受到那轰轰烈烈的十年给日本国民带来的冲击。

“陛下爱珠玉，而民亦慕温饱”，这是明朝凤阳巡抚李三才向万历皇帝递送的奏折，深刻地解释了国家和百姓之间的关系。

当百姓的生活目标与国家的发展方向完全重叠的时候，百姓还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那些第一次听到“收入倍增”口号的日本老百姓，在这十年中又是怀着怎样的热情去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

在《稻盛和夫自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69年京瓷在川内的工厂开业，由于大雨导致河水泛滥，包括稻盛和夫在内的许多员工，都只能徒步通过被河水没过的铁桥达到工厂。

在大雨中，稻盛和夫发现身后有一个年轻女性拼命跑过来，他就提示“这条路，就是男人走也很危险，你快回去！”

可她却说自己有要事一定要过去，稻盛和夫继续问“你到底要到哪里去？”

听到的回答竟然是“京瓷”。

稻盛和夫暗想，有这样的员工，工厂一定前途无量！

《稻盛和夫自传》这本书在十多年前便已经看过，但每次读到这个片段时，依然会心潮澎湃。

这既是稻盛和夫和京瓷的成功，也是日本收入倍增计划实施中，日本国民的真实缩影。

因为生活有了盼头，所以向前的努力就更加无所畏惧。

一个社会不仅有纵横捭阖的政治家，有天资聪颖的科学家，还有奇谋善断的商人，更有大量默默付出、努力奋斗的普通人，相比于前三者，后者的士气更为可贵、更不应该被辜负。

从某种角度看，我们都活在预期之中，当预期变好时，心态的变化也会带来精神面貌的变化，更会对社会生活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反之，当我们预期要要变差的时候，有人会躺、有人会消沉、也有人会有意识地降低消费而给自己存下更多的钱，时代的一粒粒细沙汇聚起来，最终也会改变未来的时代。

我自己写文章，最追求的是“与读者的共情”，那么在上个世纪60年代，“收入倍增计划”就是日本政府和日本民众最坚定的一次共情与告白了。

“上下同欲者胜”，这是《孙子兵法》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的哲理，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给我们奉献了一场最佳的“现场秀”。

柴米盐油、衣食住行，百姓的需求从来都是朴素且直接的。

相比于那些伟大的科技发明和创新，百姓的需求似乎显得微不足道。

但历史的经验总是在提醒我们，是个体的茁壮成长，支撑起了一个个伟大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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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某证券公司员工因为薪资和房价的双杀内外交困，最终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客观讲，财产性收入（房价、股价）和工资性收入（工资、薪金）的“双杀”，这在我们有限的经验中似乎不多见。

也就是在前两天，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姚洋在202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向听众抛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金融业的薪资，已经悄然降至与高科技行业并驾齐驱的水平。”

他的宏大叙事一定有他的道理，但他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的问题：把金融行业的薪资无差别打掉以后，这些钱最终分给了谁？

我联想起电子游戏《大富翁》里的“均贫卡”，两位玩家相互勾心斗角，A可以通过使用“均贫卡”强制让B把钱分给自己。

但请注意，在“均贫卡”中，“居民总财富”是没有减少的，A多了，B就少了，总量不变！

姚教授乐见得把金融业的收入降下来，认为大家就会去搞科技产业，这逻辑乍看起来不错，但这一进一出背后损失的居民财富，以及随后要掉下来的居民消费，又该靠什么补上呢？

发展的直接表现就是“增长”，经济的成长又需要投资和消费的链条转起来，才能稳定运行。

推行收入倍增计划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在《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我的月薪翻番论”，提出三个核心观点：

一是日本经济已经超过历史最好状态；

二是面对日本经济巨大的生产能力，需求相对不足，陷入供给过剩困境；

三是应唤起有效需求，与供给能力实现平衡。

经济学的各种道理，从来都是这么朴素且直接。

作为一个曾经的金融行业从业者，我不避讳金融行业的各种问题，但任何变革都应该在发展中前行，而不是停滞下来大动干戈甚至自己倒退。

如果把金融行业（也包括更早被调控的互联网、教培）的高收入降下来，同时让科技从业者获得更高的收入，一压一降，既彰显了科技的价值，也维持了社会广义的消费能力，我真的要举双手赞成。

也许，也许是我愚钝了。

但消费数据和各种需求数据却不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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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首付跌没了就把房子丢给银行，老子再“重开一个号”，这些在西方世界司空见惯的行为模式，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格格不入。

可以说，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这片土地上养育了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温顺、坚韧、遵守规则、也少有抱怨，总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遇到难处也总是自己背下了所有。

但在1000万贷款和被强制降下的工资面前，也终于有人挺不下去了。

我想说的只有“珍惜”。

他们每一个人都无比赞同经济的转型和变革，也甘愿为之为付出自己的任何努力，他们要的也真的不多。

有朋友问我，普遍的收入回落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我想了想说，希望7月3日是开始修复的第一天。

在发展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40年前我们是这么走过来的，希望这次也不例外。

In memory of Z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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