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东升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
题图：翟东升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微信公众号
翟东升按：王雪莹同学是我指导的博士生之一，这篇文章是她最近在《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3期上独立发表的学术代表作，有不少独到发现。她从本科开始就跟随我学习国际政治经济学，她的量化研究方法得到了人大统计学院杨翰芳教授、我院吕杰教授等多位名师的悉心指导，在我院的博士生群体中算是相当优秀的，因此也在我院数据科学研究中心担任学生研究员。我让她将已发表论文中的实证、脚注和数据部分略去，仅把文字论述部分贴到我的号上，供朋友们批评指正。古人云，母以子贵；今我叹，师因徒荣。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与有荣焉。
【内容提要】在中美博弈背景下，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变迁是学术界和政策界广泛关注的议题。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和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发现，整体而言，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盟友在中美博弈中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当美国对华强硬时，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也随之恶化，其北约盟友尤甚。即便是在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时期，“看齐效应”依然稳固，甚至有所强化。在国别层面，葡萄牙、丹麦、希腊、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立陶宛等国格外追随美国的对华关系，而挪威、意大利、德国和埃及的对华关系受美国因素影响较小。自拜登政府以来，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中“看齐效应”的强度出现明显的极化现象，部分盟友高度追随美国，但也有不少国家与美国背道而驰。国内政治因素也是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重要考量，这一点从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延续性以及面对外界冲击时美国盟友对华关系调整的滞后性中可见一斑。此外，基于面板数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从美国获取的安全保护越可靠、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越高，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就越强硬。而盟友西式民主水平的提升可以弱化美国安全保护与盟友对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性。
【关键词】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看齐效应；延续效应；安全承诺；贸易依赖程度
【作者简介】王雪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学生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872）。
引言
在加强与美国盟友[1]双边合作的道路上，中国的期待多有波折，出现了“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情况。以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欧盟为例，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以及通过中欧投资协定可谓中欧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三块“试金石”。中国每一次都对欧盟寄予厚望，积极主动地释放善意，在欧洲面临债务危机时及时伸出援手，且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就一些重要议题做出让步。然而，最终结果却并不总能如中国所愿：对华军售解禁仍悬而未决； 2016年，欧盟公开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2021年3月，欧洲议会冻结对中欧投资协定的审议，至今未有重启安排。无独有偶，中国期待与近邻日本加强合作的努力也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世纪之交，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都提出应该大幅改善中日关系，尝试“中日接近”，强调中日双方在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并认为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将减弱美日同盟的凝聚力。然而，事实却不尽如人意，“对日新思维”没有得到日本的积极反馈，中日关系仍然保持“政冷经热”的总体基调，钓鱼岛争端等历史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
中国与美国盟友双边往来中这种“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的现象也进一步引发了“为何明月照沟渠”的疑惑，即为何中国与美国盟友改善双边关系的多次努力都未见起色？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决策机制是什么？美国因素是中国的努力频繁落空的主要原因吗？
本文在考察了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决策机制后发现，这些国家对华关系的演变深受美国对华关系、自身国内政治、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以及对美国贸易依赖程度的影响。本文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发现美国盟友尤其是北约盟友对华关系高度看齐美国的对华关系，而且出于对国内政治因素的考量，美国盟友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本文还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发现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深受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影响：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越可靠，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越强硬，但二者之间的相关性随着美国盟友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而减弱；对美贸易依赖程度越深，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就越强硬。本文的研究结果勾勒了一幅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决策机制的整体图景，这既有助于完善联盟管理理论，又可以服务于中国对外政策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研究假设：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决定机制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6个待检验假设（如图1）。
假设1：美国对华强硬时，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也随之恶化；反之，美国对华友好时，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也随之友善，即“看齐效应”。
假设2：美国对盟友关系更加友好时，美国盟友更愿意维持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并对华强硬；反之，美国对盟友关系趋于强硬或者降低对盟友的拉拢力度时，美国盟友会主动与中国加强合作，即“拉拢效应”。
假设3：考虑到国内政治因素在短时间内相对稳定，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理应具有较强的政策惯性，若一国对华关系好转，那么该国后续一段时间的对华关系也将向好，反之则恶化，即“延续效应”。
假设4：美国增强对盟友的安全保护时，盟友对华关系恶化，反之则更加友好。
假设5：美国盟友在经济上越依赖美国，对华关系越强硬，反之则越友好。
假设6：美国盟友国内政治的西式民主程度越高，对华关系越强硬，反之则越友好。
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看齐效应、拉拢效应和延续效应
结合PVAR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结果，本文得出四点研究发现：
第一，假设1成立。看齐效应是影响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当美国对华强硬时，美国盟友也趋向于同中国对抗甚至发生冲突。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显著强于非北约盟友。在对华议题方面，北约盟友较非北约盟友更加缺乏战略自主性。
第二，假设2不成立。美国对盟友关系这一冲击几乎无法改变盟友对华关系走向。考虑到戈德斯坦得分平均值计算得到的数据反映的是美国对盟友关系总基调而非某个特定领域，本文认为，拉拢效应不存在说明美国对盟友关系总基调的变化不会外溢为盟友对华关系的转变。由此可见，即便是美国联盟体系内部在某段时间就气候和关税等议题产生嫌隙，也很难传导为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好转。但是假设2不成立并不意味着美国与盟友之间的互动完全不会影响盟友的对华关系。后文实证检验将进一步表明，美国对盟友的安全保护以及盟友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会显著影响盟友的对华关系。
第三，假设3成立。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具有较强的“延续效应”，且对外界冲击的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由此说明，国内政治是决定盟友对华关系的重要考量。然而，延续效应持续的时间较短，明显短于看齐效应。
第四，分不同政府时期来看，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是本文所覆盖的4个时期中美国盟友看齐效应最弱的一个阶段。在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美国盟友看齐效应的强度大幅跃升。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盟友看齐效应的强度进一步强化，北约盟友和非北约盟友都表现出较强的看齐效应。拜登执政以来，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继续增强，但是非北约盟友的看齐效应消失。
PVAR模型实证研究发现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的个数表示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该效应的强度。
纵向比较不同时期美国政府的情况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破坏甚至强化了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看齐效应。特朗普政府时期是本文检验的4个时期中唯一一个非北约盟友表现出强烈的看齐效应的时段。本文认为，这一研究发现看似在情理之外，但事实上是在情理之中。之所以说在情理之外，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时期严重破坏了美国的联盟体系。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并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包括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政府的行为令不少美国盟友感到失望并予以公开谴责；[2]而说其在情理之中，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常常施压盟友与其一同对抗中国，如呼吁欧洲盟友打压华为等。此外，在特朗普任期内，尽管美国联盟体系内部在气候问题等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在与中国相关的议题上保持了高度一致，不论是涉港问题中对有关人员的制裁，还是新冠疫情期间对中国的抹黑，都彰显了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高度一致性。
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中的看齐效应强度
在上表中，数字越大表示盟友越追随美国的对华关系，看齐效应越强。本文为上表中看齐效应强度大于0.10的单元格加了边框，表明该国在该阶段看齐效应相对较强；小于-0.10的单元格加了边框，说明该国看齐效应相对较弱，甚至与美国对华关系背道而驰。
本文发现：第一，欧盟作为一个整体一直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欧盟的看齐效应强度高于其他三个时期。第二，综合4个时期的分析结果，看齐效应强度位居前列的国家有葡萄牙、丹麦、希腊、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等，这些国家格外追随美国对华关系。而看齐效应强度较小的国家有挪威、意大利、德国、波兰和埃及等，它们的对华关系相对平衡，没有表现出明显的追随美国的迹象。第三，与前文PVAR实证检验结果相吻合的是，特朗普政府非但没有破坏甚至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美国联盟体系在对华问题上的凝聚力。不仅如此，特朗普政府时期有13个国家的看齐效应强度超过0.1，仅有1个国家的看齐效应强度小于-0.1。第四，拜登任期，美国盟友的看齐效应强度出现了明显的极化倾向，部分国家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看齐效应强度高于以往三个时期，但与此同时，也有多个国家与美国背道而驰。
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中的安全、经济利益和政治制度因素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美国对盟友安全利益的保护、盟友对美国密切的经济依赖程度、盟友国内的政治制度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本文通过面板数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何种因素是影响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底层驱动因素。
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假设4成立。美国盟友从美国进口的武器越多，对华关系越强硬。检验结果符合本文的猜想，美国的联盟体系主要是安全联盟，盟友的安全利益越是能得到保障，就越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对华关系越强硬。但这样的负面影响是否存在以及影响的强度是有条件性的，取决于一国的西式民主水平。当美国盟友的西式民主水平较低时，武器进口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影响显著为负，而随着其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武器进口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负面影响的强度逐渐下降，对于西式民主水平较高的样本，武器进口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再显著，甚至转为正向影响。假设5成立，美国盟友对美贸易依赖度越强，对华关系越恶劣。然而，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与其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假设6不成立，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并不能显著恶化盟友对华关系。
本文认为，一国国内的政治竞争性是西式民主程度影响武器进口与美国盟友对华关系负相关性的重要因素。西式民主程度越高，一国内部的政治竞争越激烈，行政部门受到的制约越多。在和平时代，国家安全这一高政治领域的议题与民众的距离相对较远，若一国的行政部门因得到美国更强大的安全保护而恶化对华关系，可能会遭到国内民众和其他制衡力量的反对。不仅如此，部分国际舆论认为美国武器出口加剧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受类似国际舆论的影响，因武器进口而调整对华关系可能更加难以在西式民主政体中赢得人心。因此，西式民主程度越高，武器进口与盟友对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性越弱。
综上所述，与前文假设相符的是，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是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考量。但与前文假设不符的是，政治制度的西式民主化程度非但不能显著改变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友好程度，反而弱化了武器进口对美国盟友对华关系负面影响的强度。经过实证检验，本文修正了前文研究假设，并提出以下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决策框架：
结论
中国多次努力与美国盟友加强合作，却无功而返，一片真心空照沟渠。基于此，本文探讨了美国盟友对华关系决策机制，考察了影响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普遍因素，在理论层面一定程度上拓展了联盟管理理论的既有研究，在现实层面服务于中美博弈背景下的中国外交政策和实践。
本文以全球最大的事件数据库GDELT作为主要数据源，基于超2亿个事件计算出中国与美国、美国盟友与美国以及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双边关系，并综合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向量自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五点结论。
第一，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高度看齐美国对华关系，且北约盟友对华关系中的看齐效应显著强于非北约盟友。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中的看齐效应一直是稳固的，即便是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也没有明显破坏甚至还强化了这一效应。在国别层面，葡萄牙、丹麦、希腊、澳大利亚和立陶宛等国更倾向于追随美国的对华关系，挪威、意大利、德国、波兰和埃及则相对平衡。拜登政府时期，美国盟友看齐效应的强度出现了明显极化现象，国与国之间看齐效应强度的差异性较以往显著增大。
第二，美国对盟友关系几乎不能影响其盟友的对华关系，这意味着美国与盟友之间的靠近与疏远基本不能改变盟友的对华关系。美国盟友缺乏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左右逢源的战略自主性，即便是美国与盟友之间在某些议题上出现分歧，也难以外溢为美国盟友主动寻求与中国合作。
第三，由于国内政治因素在一段时间内相对稳定，所以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具有较强的延续性，且在外界冲击下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响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第四，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显著影响其盟友的对华关系，美国的安全承诺越可靠，其盟友的对华关系就越强硬。虽然美国盟友的西式民主水平与美国盟友对华关系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但随着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美国盟友自美武器进口与对华关系之间的负相关性减弱。换言之，并非越符合西式民主标准的美国盟友对中国越敌视，而且西式民主水平的提高会减弱美国通过安全保护笼络盟友的效果。
第五，在经济相互依赖方面，美国盟友对美国的贸易依赖程度越深，其对华关系越强硬。而中国与美国盟友之间的贸易依赖程度似乎不能显著改变美国盟友的对华关系。
[1]本文所指的美国盟友包括美国的北约盟友和美国总统指定的非北约主要盟友（不包括中国台湾）。考虑到本文考察的是自2009年以来美国盟友对华关系的决策机制，在实证检验中，不使用较晚加入北约和较晚被确认为非北约主要盟友的国家的数据，即不使用黑山（2017年加入北约）、北马其顿（2020年加入北约）、突尼斯（2015年被指定为非北约主要盟友）、巴西（2019年被指定为非北约主要盟友）、卡塔尔和哥伦比亚（2022年被指定为非北约主要盟友）的数据。
[2] Jonathan Watts and Kate Connolly, “World Leaders React After Trump Rejects Paris Climate Deal,” The Guardian, June 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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