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研究
如何理解“逆全球化”？未来将呈现怎样的特征？如何寻找“逆全球化”背景下中长期有Alpha的产业？本报告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派的思想提供一些启示。“全球化”的背后，三种力量驱动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产业专业化分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运输（摩擦）成本下降。“逆全球化”之下则是三大力量发生重要变化。在此变化之下，中长期产业发展或有三大趋势性变化：趋势一：数字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或使得部分区域全球化加强。“数字经济”对冲规模报酬下降，是未来技术、产业博弈内核。趋势二：基于安全考量的产业链建设加速。要素禀赋相对定价发生重要改变，偏上游的实物资源品和偏下游的技术品或具有更高溢价。趋势三：区位因素重要性上升，全球产业链平行体系的构建或带来我国外需结构改变，中等技术制造业或更受益。
Abstract
摘要
一、从新经济地理学派三大基本假设变化理解“逆全球化”：
“全球化”的背后，三种力量驱动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产业专业化分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运输（摩擦）成本下降。“逆全球化”之下则是三大力量发生重要变化：
► 变化一：广义摩擦成本明显上升。地理区位在生产分工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生产要素的经济配置效率损失，价格中枢抬升。
► 变化二：传统要素规模报酬优势下降，新要素（如数据）成为对冲，国家间禀赋优势改变。规模报酬优势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数字技术使其在某些区域（层面）强化；另一方面，传统生产要素的规模报酬下降。
► 变化三：不完全竞争仍存在，但路径依赖带来的“竞争优势”随着禀赋优势变化或被改变或重构。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资金成本的下降，中美生产要素差异缩小降低传统分工模式的效率，促使G2模式转变。
二、逆全球化或体现为三大并行的特征：
► 趋势一：数字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或使得部分区域全球化加强。数字经济具有内在强化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部分区域的全球化联系或因数字技术的超前快速发展更为紧密。相对于制造国，受益于数字技术带来的规模效应增加和服务贸易成本降低的国家，其产业链合作进一步深入。全球化并未结束，在服务业等领域、以及部分经济体间的体现会更明显。
► 趋势二：摩擦成本上升带来基于安全考量的产业链建设加速。传统生产要素红利下降抬升要素价格中枢；非经济性的摩擦成本上升；产业链的“安全”建设加速。逆全球化下，企业面临更多的要素跨境流动限制，可能被迫进行地理区位的再选择，在近岸或友岸的区域范围内寻找配置的“次优解”。对消费国而言，低效分工引致的供给约束，或使得通胀上行的风险更大；对制造国而言，分工模式改变对需求产生影响，或使得增长面对更大的压力。
► 趋势三：区位因素重要性上升，全球产业链或建设某些平行体系。产业（链）再布局，平行体系建设驱动部分区域的基建和工业化。跨国企业重新进行产能的区域布局，使得部分新兴国家要素禀赋优势凸显。东南亚、墨西哥等新晋制造集聚区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或加速。
三、对应逆全球化三大特征，我们认为中长期产业发展或有三大趋势性变化：
► 机会一：“数字经济”对冲规模报酬下降，是未来技术、产业博弈内核。数字经济（数据要素）因更强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相对其他产业（要素）的重要性上升。底层产业（技术）博弈或围绕数字经济（技术）。
► 机会二：要素禀赋相对定价发生重要改变，偏上游的实物资源品和偏下游的技术品或具有更高溢价。产业发展中涉及安全的领域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力的传统领域，这涵盖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和国防产业，以及资源品和公用事业相关领域等；二是涉及未来发展动能的领域，主要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逆全球化之下，供给面临硬约束的传统能源、土地等自然资源或享有更高溢价，公用事业和国防军工产业重要性上升。同时，新兴产业中涉及到重大技术突破的未来产业，以及国内市场相关性较高的领域更有望受益。
► 机会三：全球产业链平行体系的构建或带来我国外需结构改变，中等技术制造业或更受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出口贸易带来的需求提升在中等技术制成品体现得最为明显，其次是高技术制成品，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制成品相对而言并未明显受益。
Text
正文
一、从新经济地理学派三大假设的变化理解“逆全球化”
新经济地理学派的三个基本假设：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脱胎于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新经济地理学派诞生，保罗·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等学者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新经济地理学派为讨论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对效率的提升问题，采用了新贸易理论[1]和新增长理论中的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假设。同时，其将空间区位因素（运输成本,etc.）纳入考量，从内生机制的角度讨论经济集聚结构的形成[2]。
因此，新经济地理学派对经济（产业）活动集聚等问题的讨论建立在三个基本假设之上：
1）规模报酬递增。这一方面意味着规模经济的可实现性，靠近大规模的市场进行生产具有经济效应（后向关联，需求侧），另一方面意味着规模生产将带来成本的降低（前向关联，供给端）；
2）不完全竞争。克鲁格曼将这一假设下的结果表述为“路径依赖”。即，先发优势能够形成某种产业的较长期集聚。产业聚集因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使得较早发展制造业的地区在制造业的优势像滚雪球一样不断累积，导致其与其他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
3）运输成本（摩擦成本）。这不仅包含交通运输等显性成本，还包括由制度、文化差异等形成的隐形成本，因此又可被称为“摩擦成本”。
三大假设折射出经济（产业）在空间聚集上动态变化的两方面：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意味着专业化的规模生产能够形成竞争优势；而运输（摩擦）成本的存在意味着该竞争优势可能被破坏，处在动态变化中。
全球化时代，规模报酬递增效应占据主导，背后是效率为先下生产要素较大的挖掘空间，而摩擦成本被尽可能降低
上世纪70、80年代后的全球化，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政策主导，增长效率成为核心考虑，推动了商品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扩张，人口、资本、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得以更好投入高效率地区，杠杆作用明显。
（1）专业化分工和集聚使得规模报酬递增充分显现，更具有效率
规模报酬递增的体现是企业专注于分工和生产，促进规模经济形成和壮大；市场规模大（禀赋优势更明显）的地区具有更明显的低成本效应，使得生产出现集聚。全球化阶段，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占据主导，持续推动产业分工。
（2）摩擦成本被尽可能降低，进一步强化全球化进程
全球层面在这一阶段形成了基于比较优势的高效分工合作，“中国制造、欧美消费”就是该分工模式的典型体现之一。
图表1：全球化时期，全球贸易开放度有明显提升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全球化时期，资本市场趋势性扩张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3：中美相比，中国的劳动力要素投入效率在2012年之前优势更明显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4：上一轮全球化，形成了“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模式
注：相关性利用中国出口金额同比的6个月中心移动平均和美国ISM制造业PMI的6个月中心移动平均测算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5：全球化高潮期，摩擦成本被尽可能降低，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推动专业化分工
资料来源：Our World in Data，中金公司研究部
逆全球化时期，对安全考虑的增加和传统生产要素差异缩小，或使规模报酬递增的影响范围减小，由全球层面向区域层面收缩
（1）中美生产要素差异缩小降低传统分工模式的效率，促使G2模式转变
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资金成本的下降，中美传统生产要素的差异缩小，使得过去分工模式的效率被削弱。
我们参照科尔尼的方式[3]构建美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指数，以该指数的变化来考察美国的商品进口从中国向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地区）[4]转移的程度。
结果表明，2000-2020年间，相比其他亚洲低收入国家，美国仍主要依赖中国来满足其大部分进口需求。自2013年之后，受到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对中国进口依赖呈现逐渐下降趋势。
2017-2020年间，美国从除中国外的亚洲低收入国家的进口较此前三年增长了31%，这个速度在进一步加快。越南和泰国是近年主要的承载地。
G2模式转变背后的关键原因还在于在生产要素的禀赋优势出现了重要甚至根本的变化。
图表6：中国相对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缩减
资料来源：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7：中国相对美国的资金成本下降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8：美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程度在2018年之后出现明显下降
注：该比例为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货物占所有亚洲LCC国家的比例
资料来源：BEA，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9：近年来，越南和泰国是美国进口转移的主要承载地
资料来源：BEA，中金公司研究部
（2）摩擦成本上升提高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规模效应从全球层面向区域层面收缩
我国的综合贸易成本指数在过去十余年间呈现下降趋势，但2012年左右开始出现阶段性抬升。其中，纺织品和皮革制品、焦炭和精炼石油、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制造等体现得较明显，而这些领域是我国制造业传统的优势所在。这说明，在“逆全球化”影响较大的年份中，摩擦成本上升，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提高。
图表10：我国的综合贸易成本指数在过去十余年间呈现下降趋势，但2012年-2016年出现了阶段性抬升
资料来源：WTO，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1：我国纺织品和皮革制品、焦炭和精炼石油、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制造等的贸易成本上升速度较快
注：TCI为贸易成本指数
资料来源：WTO，中金公司研究部
随着摩擦成本的上升，地理区位在生产分工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美国的商品进口向墨西哥近岸生产转移是一种体现。
我们构建美国近远贸易比率，衡量美国商品进口的来源地中，墨西哥相对亚洲低收入国家的比例的上升。在2000-2005年间经历了一个较大降幅后，该比率一直稳定在42%至45%之间。也就是说，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价值相当于从亚洲低收入国家进口的43%左右。但是，在2019年，该比率攀升了近6%。
这说明，从美国的进口来看，墨西哥对亚洲低收入国家发挥的替代作用在增强。这一方面可能源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的实施，该协定鼓励近岸外包，促使更多的离岸生产接近美国；另一方面说明在供应链安全的考量下，美国的近岸外包趋势有所强化。
广义摩擦成本的上升，使得区域间的产业和贸易合作可能将更为突出。例如，美加墨贸易协议、欧盟一体化和RCEP三个典型的协定背后，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产业圈、以德国为核心的欧盟产业圈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亚太产业圈将形成更为紧密的合作关系。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或开始从全球范围向区域收缩。
图表12：美国的商品货物进口向墨西哥等近岸国家的转移出现增强趋势
资料来源：BEA，中金公司研究部
二、“逆全球化”或表现为三大并行的特征
数字经济具有内在强化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部分区域的全球化联系或因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更为紧密
数字技术发展派生的数据要素打破了传统生产要素的壁垒。与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的复制成本接近于零，近乎于无限供给。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内在有强化规模报酬递增的趋势。这是因为传统意义上随着规模增长而出现的边际成本上升，能够被持续推后，直到达到技术或算力的边界。数据要素的使用，使得规模化生产的经济效益更为充分地体现。这会对“逆全球化”下，传统生产要素红利消减带来的规模报酬下降形成对冲。
从数字要素发展的角度，未来的“逆全球化”或表现为并行的两大趋势：一方面，因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会使得全球的一部分地区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局部“全球化”反而强化；另一方面，一些地区因为传统生产要素红利的下降，以前的“全球化”市场向局部地区收缩。
数字经济也会使得传统要素禀赋优势所带来的商品贸易优势出现重大的变化。数字技术在全球层面最直接的影响之一在于降低服务贸易成本。传统意义上，服务业相对于农产品和工业品，不可贸易性更强。从国际贸易成本中来看，服务业贸易中信息和通信、交易等成本占比最高，而这正是利用数字技术可以显著降低的部分。中国近年来服务业贸易成本的下降速度最快；且不同于农业和制造业，服务业贸易成本在“逆全球化”影响增强时，仍维持下降趋势。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贸易成本的降低呈现出较大的行业分化，并非所有制造行业贸易都会因数字技术的发展而明显受益。这意味着数字技术对于规模效应的增强在服务业上的体现更明显。
图表13：数字技术能够更为显著地降低服务贸易成本
资料来源：WTO，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4：中国的服务业贸易成本指数下降速度最快，且近年来受到的影响较小
注：对原始数据采取三年移动平均平滑处理
资料来源：WTO，中金公司研究部
因此，相对于制造国，欧美等经济结构以服务业出口为主，受益于数字技术带来的规模效应增加和服务贸易成本降低的国家，其产业链合作进一步深入。全球化并未结束，其在服务业等领域、以及欧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体现或会更明显。
图表15：欧美等消费国出口结构中服务业占比更高，在数字技术之下服务产业链合作或深入
资料来源：CEIC，中金公司研究部
非经济性的摩擦成本上升，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下降；传统生产要素红利下降抬升要素价格中枢；产业链的“安全”建设加速
逆全球化之下，产业链布局由效率优先向考虑安全偏移，产业布局的摩擦成本上升。这带来的影响或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和宏观波动的增加。对消费国而言，低效分工引致的供给约束，或使得通胀上行的风险更大；而对制造国而言，分工模式改变对需求产生影响，或使得增长面对更大的压力。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全球限制性贸易政策的占比上升，意味着国家层面基于安全的产业及产业链布局变得越来越重要。微观层面的变化可能更为根本。全球化时期，跨国公司等微观主体使得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能够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配置，推动资源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能够进行更优的资源配置，趋近于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
逆全球化趋势之下，企业面临更多的要素跨境流动限制，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可能被迫进行地理区位的再选择，在近岸或友岸的区域范围内寻找配置的“次优解”。例如，部分非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企业，为保持订单选择将工厂迁至东南亚，但面临的成本可能是上升的。
图表16：全球限制性贸易政策占比、以及针对中国的限制性政策数量均有所增加
资料来源：The Global Trade Alert，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17：全球化时期，资本等要素依托跨国公司寻求优化配置，推动要素价格均等化
资料来源：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金研究院
图表18：制造企业将厂房从国内迁出至东南亚国家，并不一定是成本降低的
注：数据采用2019年口径，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的价格均为区间取平均值，中国的价格利用当年平均汇率进行换算
资料来源：商务部《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20年版）》，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产业（链）再布局，“平行”体系建设驱动部分区域的基建和工业化
企业对地理区位的再选择，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加速驱动东南亚、墨西哥等新晋制造集聚区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全球产业链或建设起某些“平行”体系。
回顾在上一轮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早期我国的工业化先于城镇化，制造业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城镇化的提速，这与欧美等经济体的城镇化先行不同。出现这一差异的原因在于偏宽松的国际条件下，跨国企业兴起并在中国寻求要素套利机会，催生了由日本、中国台湾等向中国大陆的产业转移，制造业快速发展，并加速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换。
图表19：我国的工业化先于城镇化，工业发展带动城镇化提速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0：日本出口金额占全球的比例在1980年代初触顶，中国出口金额占比在相应时段开始快速增长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除了要素成本驱动之外，不确定性上升带来的摩擦成本，也将驱动全球层面的产业及产业链再布局。随着欧美等国将产业链更多向近岸和友岸迁移，跨国企业重新进行产能的区域布局，可能会有部分新兴国家利用其要素禀赋优势，复刻类似中国的国际产业承接驱动经济增长之路。举例而言，2018年之后，除新加坡之外的东南亚国家FDI净流入占全球的比例增加了近6%，外资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特征愈加明显。
从近年的趋势看，以越南、泰国等为代表，东南亚出现一批制造出口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普遍特点是城镇化水平还相对较低，工业化水平近年来出现抬升，发展空间较大。我们认为，未来随着产业转移的进行，新晋制造业承接国家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可能将进一步加速。
图表21：以越南为例，城镇化水平还相对较低，工业化水平近年来提升较快，随着产业链的再布局，或将驱动其城镇化加速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三、对应逆全球化的三大特征，中长期产业发展或有三大趋势性变化
数字经济（数据要素）因更强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相对其他产业（要素）的重要性上升。底层产业（技术）博弈或围绕数字经济（技术）
数字经济不仅局限于从信息化到智能化的技术升级，其本质蕴含的是生产要素的变化。《“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指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要素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5]。在产业层面，生产要素的变化，带来的是产业形式的改变。例如，产业类别由劳动力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反映的是要素禀赋由原生性向创造性的升级。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对各国而言都是根本性变革。未来可能会涌现出更多“数据密集型”产业。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价值化和安全治理是两大重要主题。随着逆全球化的影响上升，安全治理或将成为更受关注的领域。这意味着相较于壮大平台层和应用层，核心层代表的技术和基础设施重要性或抬升。举例而言，半导体作为核心层中硬件的典型代表，在整个数字产业发展中具有基石性作用。同时，不仅仅是需要关注技术的进展，未来对于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的掌握也将越来越重要。与劳动力、资本做类比，这意味着数据的集中本身也将成为规模优势的一部分。
我国在数字经济产业环节的优势主要集中于中间的平台层，前端的核心层和后端的应用层都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尤其是核心层，总量规模上与美国的差距每年近七千亿美元[6]。为畅通数字产业“技术-平台-规模经济”的链条，实现我国前端核心层的发展重要性提升，尤其是其中涉及底层生态构建和核心技术的数字基建。
图表22：2020年半导体销售的全球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UNCTA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3：在数据产业链中，部分国家可能因为数据流出而经济利益受损
资料来源：UNCATD，Coyle and Li.(2021)，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4：逆全球化下，相对于应用层，软、硬件和安全保障等类别的企业重要性或进一步上升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等《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报告（2021~2022）》,中金公司研究部
G2模式的改变驱动我国外需结构改变，中等技术制造业或更加受益
逆全球化对我国而言最明显的影响或在于外需结构的转变。G2模式的变化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意味着未来我国外向型产业的主要需求属地或将从欧美向亚太等区域侧重，这也将带来不同的驱动产业发展的力量。
我国外需呈现出的结构转换特征，最明显的是由低技术制成品向机械及运输设备的比例转换：从工业制品的大类来看，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出口中初加工的原料制成品和各类杂项制品的占比较高，超过六成；而2010年左右开始，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占比就超过了半数。
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的出口主要面向欧美。近年来，原料初级加工业和纺织业的占比有所下降，汽车、船舶等运输设备比例上升，但均未占据主导。总体而言，欧美对我国的中、高端制造业需求较低。
逆全球化影响抬升后区域化被强化，我国的外需来源地或有所变化。目前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的需求与欧美有结构性的差异。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测算[7]，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出口贸易带来的需求提升在中等技术制成品体现得最为明显，其次是高技术制成品，低技术制成品并未明显受益。我们认为，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联系，以汽车、化学品和机械装备等中等技术制造业可能将进一步受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在其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将催生对于机械品、化工品等与广义基建挂钩，以及对通讯设备、消费电子、汽车等与改善性消费挂钩的行业领域需求，并进一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图表25：我国的外需结构发生了由初等加工制成品向机械及运输装备的转换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6：欧盟和美国对我国的需求仍集中于机电类和纺织类产品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我国对非洲和北美洲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出口贸易需求提升速度最快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2020，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28：“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中等技术制成品和高技术制成品的需求增速较快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2020，中金公司研究部
传统生产要素红利下降，“安全”产业重要性上升，偏上游的实物资源品和偏下游的技术品或具有更高溢价
逆全球化时期，摩擦成本的上升意味着产业发展中对安全的考虑将增强。产业发展的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内核，涉及对资源、技术和政策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理论研究中，对产业安全的讨论大致包括三大类，产业控制力、产业竞争力、产业的本国利益分配力。如果放在产业价值链当中理解，产业的本国利益分配力偏向上游（是否掌握核心资源要素），产业控制力和产业竞争力偏向下游（是否有发展的优势乃至不可替代性）。
产业发展中涉及安全的领域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力的传统领域，这涵盖国民经济中的支柱性产业和国防产业，以及资源品和公用事业相关领域等；二是涉及未来发展动能的领域，主要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逆全球化之下，第一类中供给面临硬约束的实物资源和国防资源，以及第二类中核心技术资源的重要性或将被趋势性抬升。
（1）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力的传统领域：传统能源、土地等自然资源或享有更高溢价，基建、公用事业和国防军工产业重要性上升
在全球化时期，人口和土地等要素的挖掘空间还较大，且地域分布不均衡，大宗商品能够实现较大程度地自由流动，这相应的带来了跨国套利空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商品价格的趋势性抬升主要由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所驱动。这表明大趋势上看，传统矿产能源、土地和林地等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价格主要由需求驱动，供给的硬约束对这类资源的定价尚未体现出明显的影响。
随着资源要素挖掘空间的下降，叠加逆全球化的影响上升，自然资源的地域分布和贸易摩擦成本上升的问题，同时加大了供给约束的影响力，该类资源受到供给的驱动性或上升。这意味着未来偏上游与实物挂钩的自然资源或将享有更高的溢价。
同时，产业（链）再布局驱动部分区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这将驱动广义基建、公用事业等与城镇化挂钩产业的景气度。
图表29：全球人口的增长率从上世纪90年代初呈现趋势性下降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30：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全球商品价格指数的趋势性抬升受到中国“入世”后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所驱动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2）涉及未来发展动能的领域：与重大技术突破或内需相关度高的偏下游新兴产业重要性上升
在逆全球化的影响下，涉及到重大技术突破的未来产业，以及国内市场相关性较高的产业更有望受益。
对各国而言，由于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围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技术突破的方向具有较大的一致性。抢先在未来产业中实现突破，在全球化占主导的时代或主要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逆全球化影响之下，未来产业的发展还将涉及到广义的国家安全。在美国和欧盟报告[8]中，共同关注的关键产品包括了原材料、原料药、半导体、电池和可再生资源等。
图表31：美国和欧盟共同关注的关键产品包括关键原材料、原料药、大容量电池等方面
资料来源：Executive Order (E.O.) 14017, America’s Supply Chains, White House (2021)；Updating the 2020 New 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stronger Single Market for Europe’s recovery,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中金公司研究部
同时，内需对于各国而言的重要性上升，也将驱动新兴产业内部相对景气度的变化。从安全的角度出发，未来新兴产业的发展中，两大层面的影响或将上升：
► 下游的需求属地。下游需求主要来源于海外市场的产业，未来在需求层面可能将面临扰动，或使得产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上升；
► 资源掌握的程度。对于技术和产业链中所需各类资源投入等层面的自主供给程度，代表了供给层面的稳定性，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上升。
按照这两大方面，我们可以将新兴产业大致分为四大类型，其中国内市场需求占比高、自主供给程度高的产业或更具有稳定的发展。对于国内市场需求占比高，但资源自主供给程度低的产业而言，未来的发展中受政策性的影响程度或形成产业间的分化，例如与半导体和软件通信比，机械装备受到的政策性限制相对较小，相应层面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小。
图表32：基于下游的需求属地和资源掌握程度，可将新兴产业大致分为四大类，其中国内需求占比和资源掌握程度高的产业或有更稳定的发展
注：数字排序代表产业发展机遇的相对排序，数字越大代表机遇越大
资料来源：中金公司研究部
以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基于国内市场份额和技术掌握程度（国产化率），对细分行业进行初步划分，整体而言国内市场需求占比高、具有战略性地位的产业发展空间或更大（参考《大国产业链》）。
图表33：装备制造业主要行业在全球的供需格局
注：需求占比为中国市场占全球比重；供给占比为中国的产能供给（含外资）占全球比重；数据为2022年
资料来源：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中国机床工具工业协会，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等行业协会，中集集团、巨星科技、中国铁路总公司等公司公告和公司官网，中金公司研究部
[1]保罗·克鲁格曼同样是新贸易理论中的代表人物
[2]Krugman P.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998, 14(2): 7-17.
[3]https://www.kearney.com/operations-performance-transformation/article/-/insights/trade-war-spurs-sharp-reversal-in-2019-reshoring-index-foreshadowing-covid-19-test-of-supply-chain-resilience-full-report
[4]根据World Bank按收入水平划分的国家分类，美国为高收入国家（high income economy），将收入等级低于美国的国家及地区定义为LCC。我们在构建新-中国多元化指数时，此定义下的亚洲LCC国家包括中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越南、东帝汶、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5]https://www.ndrc.gov.cn/fggz/fzzlgh/gjjzxgh/202203/t20220325_1320207.html
[6]UNCTAD，“Digital Economy Report 2019”.
[7]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史丹.“十四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20,No.383(02):5-27.DOI:10.19581/j.cnki.ciejournal.2020.02.001.
[8]Executive Order (E.O.) 14017, America’s Supply Chains, White House (2021)；Updating the 2020 New Industrial Strategy: Building a stronger Single Market for Europe’s recovery, European Commission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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